关键词: 诉讼监督改革/抗诉/量刑/未决羁押

内容提要: 检察机关诉讼监督制度的实际效果存在缺憾。在我国近期刑事司法改革运动深入进行的现实背景下，应以改革的视角重新审视我国的诉讼监督制度，尤其是刑事抗诉、量刑监督、侦查监督、刑事执行监督和未决羁押监督制度。应正视这些制度所处的困境，结合一些检察机关的改革实践，全面探索新时期诉讼监督的新的改革思路。


一、引 言
按照我国宪法确立的政治体制，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政府、法院与检察机关要由人大产生、向人大负责并向人大报告工作。在这种“人大领导监督下的一府两院制度”之下，法院与检察机关都是国家司法机关，从不同角度行使国家司法权。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主要通过监督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判决执行机关的诉讼活动，来有效地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可以说，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主要是通过诉讼监督的方式来实现的。
尽管《宪法》确立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也尽管现行三大诉讼法都确立了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原则，这种诉讼监督的实际效果却难以尽如人意，存在着种种缺憾。这一方面是因为现行法律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较多的法律监督措施，检察机关在诉讼监督方面不具有有效行使职权的“刚性权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检察机关在诉讼监督的定位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使得诉讼监督的重点不突出，诉讼监督的方向还有需要澄清的地方。近期，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出台了加强检察机关诉讼监督职能的改革措施，对诉讼监督制度的改革进行了新的探索。LOcalhost这是值得高度关注的改革动向。与其他法律制度一样，诉讼监督制度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司法改革运动的深入进行，也有更大的探索发展空间。因此，以改革的眼光看待诉讼监督制度，将这一制度视为一种“生命有机体”，使其在改革探索中遵循某种制度形成、生长的规律，就成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本着上述精神，本文拟对我国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制度作出初步的研究。笔者将结合诉讼监督制度所处的困境，根据一些检察机关改革实验的社会效果，对诉讼监督制度的改革问题提出若干新的思路。限于文章的篇幅和个人的学术兴趣，本文研究的重点对象将是刑事抗诉、量刑监督、侦查监督、刑事执行监督、未决羁押的监督等问题。笔者深信，对于诉讼监督制度，只有保持开放的心态，秉承独立的学术立场，避免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化的研究方式，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并提出一些具有学术价值的命题。这是保证诉讼监督制度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刑事抗诉
对法院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向上级法院提起抗诉，这是检察机关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重要形式。根据所针对的判决和裁定是否确已发生法律效力，抗诉可分为二审抗诉和再审抗诉两种。前者是启动上一级法院二审程序的重要方式，后者则是检察机关对法院进行审判监督、启动再审程序的重要途径。
但是，由于现行的业绩考核制度将法院是否接受检察机关的起诉主张、是否作出有罪的裁判结论，作为考核检察官、公诉部门甚至检察机关业绩的主要依据，现行的公诉制度是以追求最大限度的定罪结果作为其基本职业目标的，因此，检察机关的抗诉活动经常变成一种“以追求胜诉为目标的抗诉”。无论是在二审抗诉还是在再审抗诉方面，检察机关提起的几乎都是不利于被告人的抗诉，也就是针对无罪判决或者罪轻判决的抗诉，这种抗诉的目标是促使法院将无罪判决改为有罪判决，将罪轻判决改为最终判决。这种以追求有罪判决和重刑判决为宗旨的抗诉制度，客观上将检察机关置于被告人的对立面，使其在追求“胜诉结果”方面，比民事诉讼中的原告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以追求胜诉为目标的抗诉体制，与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职能是背道而驰的。事实上，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所追求的诉讼目标，都应当与“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保持同步，至少不应有明显的抵触。为了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检察机关应当对所有违反实体法和违反法律程序的审判活动，都给予重视，并通过诉讼监督途径督促审判机关予以纠正。这是检察机关、检察官履行所谓“客观义务”的理论基础。根据我国《检察机关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要求，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要“尊重事实真相”，既要收集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也要注意收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这种规定显然是检察机关客观义务的制度表现。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检察机关的二审抗诉和再审抗诉，都没有限制在追求不利于被告人的诉讼结局上面，而要求针对所有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方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都要提出抗诉；对于所有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也都要提出纠正违法的意见。
检察机关的抗诉不仅有过分追求胜诉之嫌，而且也忽略了那些关系国家法律实施的重大案件。对于个别法院明显违反法律的司法裁判，检察机关往往没有做出公众期待的反应，也没有提起抗诉。例如，在2003年发生的刘涌案件中，面对二审法院存在明显违法和不当之处的生效裁判，检察机关并没有提出抗诉，这一司法裁判最终是由最高法院通过提审和启动再审程序来加以纠正的。[2]又如，在2000年发生的杨清秀、吕西娟案件中，对于发生在本院院长办公室、以本院院长为被害人的“故意杀人案件”，西安中院自行审理，并作出了重刑判决，此判决还被上级法院维持原判。对此判决，检察机关没有提起抗诉。这一严重违反法律程序的案件最终是由最高法院通过提审来加以纠正的。[3]
为维护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有必要对刑事抗诉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首先，无论是二审抗诉还是再审抗诉，都应对不利于被告人的判决和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一视同仁，检察机关不应将追求有罪裁判和重刑裁判作为唯一的目标，是否提起抗诉，应以法院的裁判是否存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方面的错误为唯一标准。为此，需要彻底改革检察机关内部的业绩考核制度，不单纯将“定罪率”作为主要的考核指标，适当增加“违法裁判纠正率”等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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