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能取得社会的支持，法律通识才会真正地发挥常识性作用，这样，宪法实施的社会公识就是宪法实施的重要中介，抛开这个中介，妄图在宪法的政治性与宪法的法律性之间建立直接学术性的或制度性的关联，就会忽略中国问题的根本，就会无视制约宪法法律化实施的多种社会性质的制约因素，就会过高估计各种宪法实施制度设计的作用与价值。
关于中国宪法实施的社会公识研究，以下论题或许是应该重点考察的：
第一，研究中国宪法实施的社会公识，首要的是要接续前辈学者的社会历史文化研究指向与研究范式。按照许章润博士对中国第五代法学家或法律公民使命的“规划”，大体有三：首先，进一步梳理事实，从法律视角摸清“中国问题”，即在全球化视野下，超逾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语境中，审视中国社会与文化，认识和厘清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特性，特别是“法律国情”。其次，进一步提炼法意，从法律视角摸清“人生问题”，即在全球化视野下，超逾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语境中，审视中、西文明交汇格局下中国文明的人生理想与人生态度，梳理中国文明关于人性与人类形象及其超越之道，以及中国人文的价值理性及其法律展现的诸多思虑。最后，在继续接引西方法制与法意的有益成分的同时，第五代法律公民对于中国传统法制及其精神向度细予梳理，深予探究，实为当务之急，也是创造堪称现代中国文明法律智慧的必要前提。[54] 关于中国人法意与人心的研究，实际上是关于中国社会各种规范意识与多样社会行为研究的基本前提。
第二，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失范现象，另一方面在主导性规范失去社会控制力的同时，各种旧的规范、新的规范以及在社会实际生活中人们自创的规范杂然并存。[55] 在既失范又有多种规范杂然并存的社会秩序之中，作为正式社会规范的宪法与其他社会规范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中国政治家、各类国家公职人员以及社会其他阶层甚或普通公民在多种社会规范并存的背景下，是怎样看待宪法规范的，形成了怎样的宪法观念与宪法意识？
第三，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方面国家在努力地巩固中国绝对意义上的宪法秩序，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面对社会中存在的多元化价值取向及其各种各样的利益追求。在谋求国家秩序的统一与多样化的现实之间，政治共识会在怎样的意义上影响关于宪法的社会公识？在形成宪法社会公识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各种社会团体、普通公民会形成怎样的利益关系，其关系样态又会如何？所形成的关系是对抗型的还是合作型的？如果是对抗，会是在哪些主体之间发生对抗，如果是合作，又会在哪些主体之间产生合作？无论是对抗还是合作，能否就宪法规范的适用与效力产生最低限度的社会公识？如果能够产生最低限度的社会公识，这些公识可能首先在哪些领域出现，其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如果就宪法规范的适用与效力产生了社会公识，那么，这种社会公识能否直接转化为现实的行动，如能直接转化，这种现实行动的指向对象包括哪些，如不能直接转化，其制度障碍又有哪些？
在这三个类型的问题中，第一个问题是摸清我们的“家底”，认清我们关于宪法观念与宪法意识养成与存续的社会环境与背景；第二个问题是认清在现实的社会秩序中，作为正式社会规范的宪法之地位，以及同其他社会规范的复杂关系；第三个问题是围绕宪法适用与效力可能出现或存在的多种利益博弈格局，以及在种种博弈格局中，能否就宪法达成最低限度的公识。对这些事关宪法社会公识问题的研究，也同样需要多学科的介入，需要多种研究方法的采用，需要展开多层次的研究。
中国宪法实施的法律通识研究 之所以研究中国宪法实施的法律通识，是因为我们也将宪法假定为法律，是因为宪法要如普通法律一样获得实施，也需要相应的实施机关，也需要相应的解释方法，也需要附着于具体的宪法事件。但是，这种研究在逻辑上是位于宪法的政治共识与宪法的社会公识之后的。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关于宪法实施的法律通识研究是纯粹制度化的，可能是在宪法的政治共识达成与宪法的社会公识形成基础上，就宪法文本展开精细的研究，这时关于中国宪法的解释论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才会具有直接的制度意义；也可能因为在围绕宪法达成政治共识与形成社会公识的过程中，我国的宪法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时的宪法实施研究当然要立足于宪法结构的实际变化，从法律运行的基本常识出发，进行诸如宪法司法化、宪法私法化、宪法行政法化的路径设计，进行宪法实施机构模式的筹划，这时，“宪法法律化”与“宪法实施机构论”的研究模式才能有所依凭，这种研究才能具有直接的制度意义。总之，在我们关于中国宪法实施研究的方法与逻辑中，中国宪法实施的法律通识研究相对于宪法的政治共识与宪法的社会公识研究，具有十分明显的依附性。

鉴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中国宪法实施的学术研究上，学者无论怎样想象中国宪法实施问题的复杂与中国宪法实施的艰难，恐怕都不为过。正因如此，在探讨中国宪法实施的各种问题时，迫切需要多元化的研究策略。我们的基本结论是：对于中国宪法，需要做出多元假定，而反对任何单一化甚至理想化的假定；对于中国宪法实施这一论题与难题，需要前瞻，也需要回顾，需要法学界尤其是宪法学界学者的学术努力，也需要其他相关学科学者的学术参与和加盟，而反对目前宪法学者在论题研究上的自闭与论证上的画地为牢；对于中国宪法实施的研究，需要西方宪法实施的理论与制度经验作为参照，但反对将带有十分明显的地域文化色彩的西方宪政理论与经验当作中国宪法实施的当然前提，径直进行种种的宪法实施制度移植，而缺少符合规范化要求的学术研究与欠缺完整的逻辑证明过程的作法。而我们反对的情形恰恰是当下的中国宪法实施研究的实际状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提出的中国宪法实施的研究方法与逻辑，更多地具有批判性与反思性意义，其本身仍然需要反思与接受批判，因为我们并不怀抱提供研究模本的学术奢望。




注释:
[1] 本文所评价的宪法实施研究，是指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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