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力、财力，这部分支出总体而言可以称为惩罚成本。{26}可见，对犯罪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应当将某些“犯后因素”纳入其中。

（三）“社会危害性的评价”不应忽视“治安形势”、“民愤”等外部因素的考量

根据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刑罚轻重的选择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在这里，犯罪“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是由多种复杂因素决定的。

首先，治安形势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对此，黑格尔早有论述：“同一种犯罪，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形势下，会表现出不同的严重性。在稳定的社会中，犯罪就获得一种纯粹主观的东西的地位，往往被看作是犯罪者个人自然冲动的产物，因而对社会犯罪危害性感觉往往也就比较轻微，那么，对犯罪的处罚也就必须按照这种微弱程度来衡定。相反，如果社会自身还是动荡不安，就必须通过刑罚来树立榜样，因为刑罚本身是反对犯罪的榜样。这种情况下，犯罪的危害性就会比较严重，那么，对犯罪的处罚也就严厉一些。因此，同一种犯罪在不同情况下可能被判处不同的刑罚。”{27}

其次，“民愤是一种集体意识，是犯罪在公民社会中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它征表的是一种追求正义的冲动。民愤是一种可表达出来的，可为人感知的浮出水面的报应诉求。在相当程度上，民愤与报应是同一的。可以认为，民愤天然是一种报应，它与报应互为一体。考虑民愤是为了实现报应的要求”。{28}可以说，民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民愤的强烈说明犯罪对人们的社会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与影响，进而说明了犯罪行为具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是因为，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多层次的因果现象，考察某种危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不仅要考察其所触犯的法律，还要考察犯罪行为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最后，将民愤作为征表社会危害性的一个因素，也是有法律根据的。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从该规定不难看出，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要考虑两类因素，一类因素是“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另一类因素是“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应该说，第一类因素的性质和范围是明确的，但对第二类因素的范围和性质的理解存在不少分歧。笔者的理解是，“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为狭义的社会危害性影响因素，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因素则包括犯罪对社会公众所产生的心理影响，它与“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同为社会危害性影响因素。这两类因素统一于社会危害性，共同决定着对犯罪人的刑罚适用量。

【参考文献】
{1}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57、158页。 {2}参见马荣春、周建达：《为社会危害性概念的刑法学地位辩证》，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第19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193页。 {3}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4}参见李海东：《刑法原理入门（犯罪论基础）》，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5}[德]冈特·施特拉腾韦特、洛塔尔·库伦：《刑法总论ⅰ—犯罪论》，杨萌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6}参见[德]冈特·施特拉腾韦特、洛塔尔·库伦：《刑法总论ⅰ—犯罪论》，杨萌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7}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页。 {8}参见[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陈忠林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3-86页。 {9}[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版，第54页。 {10}刘勇：《犯罪基本特征新论》，载北京大学法律学系编：《改革与法制建设—北京大学九十周年校庆法学论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11}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190页。 {12}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466页。 {13}参见刘勇：《犯罪基本特征新论》，载北京大学法律学系编：《改革与法制建设—北京大学九十周年校庆法学论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14}参见刘艳红：《社会危害性之辩证》，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李立众：《罪刑法定与社会危害性的统一》，载《政法论丛》1998年第6期。 {15}参见刘艳红：《社会危害性理论之辩证》，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 {16}《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8页。 {17}高清海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292页。 {19}王牧：《犯罪概念：刑法之内与刑法之外》，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2期。 {20}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21}《逻辑学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2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页。 {25}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160页。 {26}[美]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9、70页。 {27}[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28、229页。 {28}刘忠：《民愤：躁狂与断裂—一种刑事法治立场的叙事》，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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