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这是研究法律认识错误所要重点回答的问题。行为人把本来不构成犯罪的的行为误认为是犯罪（即假想的犯罪），把本来应构成此罪的的行为误认为构成彼罪，或者对应处刑罚轻中产生误解，这几种法律认识错误都对定罪量刑不产生影响。那种对犯罪事实本身有正确认识，但对行为的违法性缺乏认识是最狭义的法律认识错误，可能存在影响刑事责任裁量问题。

在当代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变动加快，社会生活日趋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新的法规不断涌现，人们很难在有限的时间内了解那么多的法律，特别是有些专业性条例和行政性法规，它们同千百年来逐渐形成的道德规范联系很少，不容易凭社会习惯和生活常识来判断这种行为是否违反法律。法官对相同的法律持不同见解的情况也在增多，专业法官尚不能统一对法律的理解，更何况一知半解的行为人呢？刑法作为一种法律和生活的准则，其应当之条件就是让人们能够了解和掌握并以之而生活。倘若无法获取该法律，或因其他正当原因不知法律而受法律制裁，这是违背刑法正义的精神的。我国刑法第19条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理论界对这一条的解释（即裁量的依据）是因为这类人群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大大低于正常人，所以应当不同于常人。但换一个角度来考虑，他们低于常人的部分能力正是影响他们了解法律，培养法意识的能力。也就是说，这类人群的违法性意识是低于正常人的，因此需要特殊对待，这也是体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那么同样，当一个人在正常的状态下无法了解法律时，他又何异于上述人群呢？

长期生活在国外、居住在港、澳、台地区的人，往往不知道大陆的有关法律，在他们来到大陆初期就可能出现因不知法而犯法的情形，还有生活在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公民，在进入其它地区的初期，因不知国家的法律而按自己落后的民族风俗习惯实施了某种行为，结果违反了国家的有关法律；还有行为人为了弄清自己行为的法律性质善意的征询公务机关的意见，在公务机关明确答复某种行为合法的情况下，实施了该行为，但实际上公务机关的解释是错误的。

在美国，当政府未能将制定的法律公布于众时或行为人违反法律是因为信赖官方作出的声明时，法院可以接受为可得宽恕的辩护理由。可见，在有着“不知法律不可恕传统的普通法国家中也已经开始考虑行为人的违法性认识了。美国学者曾提出在贫民窟里长大的青年人由于没有机会接触到外部的社会造成“文化隔离”，从而不能把社会普遍遵循的行为准则内化为自己的观念。行为人因此而犯罪时，就不可以对其追究刑事责任。这其实反映出了一种公平的观念，即当国家不能给予某些人以正常的生活条件时，就不应该以一般人的要求去规范他们。

刑法的谦抑性也告诉我们，必须强调刑法的宽严相济，不能使不应受处罚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这往往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这也正是现代刑法中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的统一，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的统一使真正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合理化的本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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