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6年第4期，第76页)。值得注意的是，在证明责任法上，推定有其特定含义，它是从法律规定之“前提事实”所作的逻辑推论。而此处对合同效力的推断，并无所谓法律明定之“前提事实”。因此，为全文概念之周延计，本文以“有效推断”称之，这不同于此处两个引文所指的“有效推定”。）。当然，私法自治亦有其自身“游戏规则”，其表现之一便是意思表示不得违反法律的强行性或禁止性规定等效力要件。
此点在证明责任分配中的逻辑贯彻就是，主张履行请求权者，仅需证明合同成立要件，此时若抗辩之被告未能证明效力阻却要件的存在，则合同在立法之“有效性推断”下，便发生当事人通过意思表示所追求的法效果。也就是合同效力要件，在私法自治的要求下，并无“符合”与否的问题，而只有“违反”如何的问题。所以，不是将一般生效要件作为权利产生规范的要件，而是将效力阻却要件的存在，作为履行请求权不产生的“例外情况”，此乃私法自治的具体要求。若非如此，则将打乱民法内部体系的统一，致使实体法上的同一行为在证明责任分配与该行为的要件构成体现之意思自主上，存有评价上的冲突。换言之，从整个私法以私法自治作为出发点的角度观察，证明责任制度实际上也参与民法外部体系的构建。合理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自当符合私法自治的要求。
作为题外话但又值得说明的是，《合同法》为调和主体意思自治与国家管制之紧张关系，通过对合同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实则为效力阻却要件)设计不同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告诉我们区分合同(甚至可抽象至民事法律行为)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之意义，应主要是二者在证明责任分担上的不同，而非如拉伦茨所言仅具法学认识之意义。[19]429所谓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之区分，之所以能够体现私法自治与国家管制的分野，乃是通过对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规定不同的证明责任分配达成的。
至此，问题仍旧是应如何理解《合同法》第44条之“依法”以及其所转介之《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的一般生效要件？依本文所信，《合同法》第44条规定之“依法”，并非隐射《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之一般生效要件，而是指有关合同订立之形式要求(《合同法》第10、11条)、“要约、承诺”规则或其他订立合同的方式(《合同法》第13条以下)（也有将之称为合同订立的义务性规定(参见洪学军：《民事行为有效推定规则的构造及其运用》，《法律科学》2006年第4期，第78页)。但本文以为，称义务性规定，令人费解，合同的形式要求以及要约、承诺规则，均是合同成立的必备条件，前者是合意的外部表现形式，而后者则是判断是否存在合意的规准。）。此等合同形式、订立的规则或方式，均属于合同成立的范畴，应由主张履行请求权之原告承担证明责任，自不待言。并且，《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之一般生效要件，“属于抽象性、原则性规定，其主要功能不是作为裁判规则的功能，而是作为指导性规则的功能，目的在于告诫民事主体在实施民事行为时应注意的问题”。[20]156而客观证明责任，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活动毫无关系，其针对的是真伪不明，并以此保证法官裁判义务的实现，[4]26其规范属性应为裁判规则。所以，将《民法通则》第55条这种行为规范引入证明责任的探讨，显然不合时宜———导致一般生效要件在证明责任安排上的混乱，已如前述。
在排除《民法通则》第55条对合同效力要件之证明责任安排上的搅扰后，还须注意《合同法》第9条。该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此处从正面将“具有行为能力”规定为一般生效要件，似乎违反了本文如上关于效力要件的证明责任分析，即行为能力要件，应仅作为效力阻却要件(能力欠缺者订立之合同，无效或效力待定)。不过，此条规定之“具有行为能力”，处在《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订立”中，而非规定于《合同法》第三章“合同的效力”中。依体系解释而言，该条并非是一项体现国家管制之效力要件的规定，而是如《民法通则》第55条一样，是立法者倡导的一种行为规范，仅具指导意义，非属裁判规则之列。所以，就合同效力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的探讨而言，也可忽略此条的干扰（不同的观点，可参见本文参考文献[3]，第554页。）。
因此，《合同法》并未将“合同一般生效要件”(权利产生规范的要件)作为规范对象，而仅规定了“效力阻却要件”三种类型(权利阻碍规范的要件)。[2]285虽然本文未逐一“陈列”外邦立法例以获取某种普适性知识，却不忘申明《合同法》在效力要件上的证明责任安排，有其比较法根基，即多数立法例均以效力阻却要件为规范对象（立法例中仅《法国民法典》从积极方面规定了契约的有效要件，此与其立法背景有关。对此可参见洪学军：《民事行为有效推定规则的构造及其运用》，《法律科学》2006年第4期，第79页。）。当然，在法国法系，合同要件还包括“原因”，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343－1345条的规定。在证明责任分配上也采用罗森贝克的“规范说”的前提下，[14]85意大利最新学说汇纂认为，原因要件也应作为合同效力阻却要件之一类，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21]292

《合同法》的立法者不自觉(还是自觉？)地遵循了“规范说”在合同效力要件上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这是值得庆幸的，因为不会有精通证明责任者，甚至也不会有仅凭法感之门外汉，要求原告证明意思和表示的一致、虚伪表示的不存在、内心保留的缺乏、欺诈或胁迫的不存在等。此外，由于诉讼过程中，主张责任的标的和范围与证明责任相一致，[22]856原告也无须主张(或陈述)合同符合各项一般生效要件。否则，在每件合同纠纷中，令原告陈述自己具有行为能力———本人于立约时已成年并神志清醒，不免荒唐。
四、《证据规定》第5条之适用：对隐藏漏洞的补充
依上文的分析，由于一般生效要件并非(履行请求权)权利产生规范的要件，原告对此不承担证明责任，所以，就生效要件而言，原告应证明者，仅限于特别生效要件。但根据《证据规定》第5条，主张履行请求权的原告，应承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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