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问题没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至于法院对相关案件的审理也陷入了困境。
我国《商标法》2011年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51条规定：“本法所称商标的使用，是指为生产、经营目的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它商业活动中，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其作为商标使用的行为”。这一规定与2001年商标法相比，仅就立法层次的提高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进步，但在商标使用的具体界定标准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依据该定义，可以得知，商标使用的具体界定标准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商标使用的商业目的标准；二是商标使用的范围标准，即包括商品、服务或与之有关的对象上使用；三是商标使用的商业活动标准；四是商标的显性使用标准，即足以使相关公众认识其为商标。但是，这些界定标准所存在的问题正如前所述，并没有体现当今社会网络技术发展、营销方法创新和消费习惯改变等对商标使用所产生的影响，也不能满足多种多样的商标使用是否构成商标法上的商标使用的判断需求。
因此，建议商标法第三次修订按照识别来源功能标准、使用范围区分标准、产生商业影响标准和商业影响所在地标准，对商标使用的定义重新作出具体界定。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标准是商标使用的共性标准，不同类型的商标使用，除了要具备这些共性标准外，还应满足其使用类型的特定界定标准和要求。因此，商标使用的定义模式，可以采取概括加列举的定义模式，也可以采取在总则中仅对商标使用做概括性定义，然后针对不同类型商标使用的特殊要求，比如，取得使用、维持使用、合理使用、在先使用、侵权使用等，在商标法相关条文中再做具体规定的模式。本文仅对商标使用的概括性定义作下述界定：即“商标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服务或与之有关的对象上，或者利用图像、影音、http://*/cn/，最后访问时间：2010年8月10日。
[9]brookfield communications inc. v. west coast entertainment, corp.174f.3d 1036(9th cir. 1999).
[10]medinol ltd. v. neuro vasx, inc., 67 uspq2d 1205(ttab 2003).
[11]何敏：《从“haupt”商标争议案看“诚实信用原则”在〈商标法〉中的运用与体现》，载《中华商标》2009年第3期。
[12]《关于在因特网上保护商标权以及各种标志的其他http:///tech.163.com/11/0713/07/78r09n0u000915bf.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1年8月10日。
[16]详细案情参见李娟：《从“playboy”公司诉“terri welles”案看商标的合理使用》，载《知识产权》2002年第4期，第27页。
[17]文学：《商标使用与商标保护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6页。
[18]如，商标是否具备显著性，即具备识别来源功能，不仅是商标权的取得条件，也是商标权得以维持的条件；商标法规定商标禁用权的范围大于商标专用权的范围，目的是避免商品或服务来源的混淆；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制度的创设是为了保证驰名商标的显著性即识别性不受损害，等等。
[19]汪泽：《商标权之侵害及其民法保护方法研究》(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9页。转引自文学著：《商标使用与商标保护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文学在该著作中亦赞成此定义。
[20]与注册商标不同但未改变其显著性(即不改变显著性的商标的变体)的使用亦构成商标的使用，如前述英国、德国等国家的规定，我国商标法第三次修改草案中也有所体现。
[21]对于商标维持使用的界定，李扬在《注册商标三年不使用撤销制度中“商标使用”的界定——中国与日本相关立法、司法之比较》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证，载《法学》2009年第10期，第96～109页。
[22][新加坡]健康第一有限公司诉商标评审委员会及第三人江苏省物资集团经贸有限公司商标撤销争议行政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高行终字第78号二审行政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出：“本案富乐公司在注册涉案商标后，许可物资集团公司使用涉案商标，在1999年双方签订了转让合同，将涉案商标转让给物资集团公司，由于这些行为仅是许可人或转让人与被许可人或受让人之间的行为，不具有面向消费者昭示商标的标识功能，因此商标权人对涉案商标的许可他人使用或其后的转让行为均不属于商标的使用。物资集团公司主张其在广告上非特定商品的广告宣传应属于商标的使用，但是，由于物资集团公司只提供了其与广告公司签订的广告制作合同，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该合同已实际履行，故物资集团公司主张其对涉案商标进行了广告宣传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
[23]同注释[9]。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