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在进行违法行为的同时必须要考虑到检察机关的司法权威，公诉权的行使可以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再现了社会秩序保护神的形象。四是检察机关的公诉处于诉讼监督的前沿阵地，承担着对刑事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职责，不但是侦查程序的审查把关者，又是审判程序的启动者和诉讼程序的纠错匡正者，最终达到使我国的法律正确的执行准确的适用的目的。
（二）职务犯罪的侦查职能
职务犯罪侦查权已经成为检察机关一项普遍的职权，反腐倡廉、惩贪肃贪已成为检察机关的重任，并且已经得到了联合国有关的文件的肯定。我国的刑事诉讼法顺应国际潮流结合本国的实际，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我国的检察权是一项独立的国家权力，与行政权、审判权互相独立相互并存，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职位犯罪侦查权的行使，制约监督另外两项与之并存相互独立的行政权和审判权，从而通过法律监督有效的促进合理执法与公正司法。实践证明赋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来作为监督法律正确适用的坚强后盾效果明显，意义重大。行政执法者的权利具有不断膨胀的天然属性，如果不加约束，权力的严重滥用将造成比普通犯罪行为更加恶劣的影响，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样，司法者追逐利益天性使司法不公的成为可能，司法不但无法给当事人期待的公正判决无法给予满意的答卷，而且司法与法律的权威也将遭受到严重的践踏。检察机关将职务犯罪作为工作的重点，不断并且有力的对贪污受贿、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和政治腐败进行揭露，及时提交审判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清除了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害群之马，扫除了吏治腐败，维护了权力在公民心目中的形象以及国家法治的尊严。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从一个侧面实现了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防止了权力的不当运行，从大局的角度维护了人们的根本利益。
（三）检察制度实现了对行政权和审判权的制约
公安机关严重的行政化色彩形象极易造成权力的过度膨胀，检察机关对警察侦查的成果进行验收，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通过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引导侦查等对公安等侦查机关形成制约引导，公安机关的执法行为使其更加趋于合法，不但实现了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而且摆脱了人们对警察国家恐惧的梦魇。法院作为正义的化身，在审判时由于无法摆脱传统思想的影响，“宁缺勿纵”“重实体轻程序”的行为普遍存在，在法院审判前、审判中，审判之后都有检察机关的身影，检察机关进行了全方位、全程的监督。例如为了制约审判权，防止法官司法专横，刑事诉讼中的“不告不理原则”便是很好的例证。在重大的刑事案件中，法院审判的前提受到检察机关的制约，没有检察机关的起诉，法院是不能发动审判权的，不但如此，法院在其后的审判活动中不得就未经检察机关起诉的对象和事项进行扩大式的审判，可以检察机关通过提起公诉、支持公诉等对法院审判权的启动和审判的内容都构成了约束。检察机关介入法院的审判活动更多的体现了对程序正义的维护，最终的实体判决在程序正义的大伞保护下更容易被当事人和社会大众信服。检察制度的存在不但实现了对国家相关权力的制约而且无形中强化了对人权的尊重与保护，并且进一步促进了法律的正确统一的实施。
（四）司法救济功能
国家权力针对权利具有天然支配与控制的属性，无论怎样被束缚，都有不当行使的可能。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不被权力随意的践踏，当自己的权益受到来自公权力的侵害时有处伸冤，就需要设立相应的救济渠道。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处于相对的弱势一方，例如可能面临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可能受到不公正的裁判待遇；刑事被害人可能无法有效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当自身的诉权与检察机关的公诉权发生冲突的时候，被害人可能因为司法的不公正遭受到二次侵害。刑事诉讼的当事人无论是哪一方，当面对强大的权力的时候显得都是那么渺小，此时权利随时可能受到强大的权力的侵犯，为此，检察制度为权利受到侵害的救济敞开了大门，当事人可以借助于检察机关进行检举、控告、申诉，请求检察机关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对司法人员在职务行使中的违法行为采取惩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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