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金瓶梅》看明代司法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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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但随着文官的地位日益提高，行政系统的司法权不断向都司卫所司法体系渗透，到明代后期，卫所司法的独立性逐渐丧失。地方官吏已能对涉及军民两方的财产纠纷案独自做出审判。
另一方面，本来军中最高司法机关——五军断事司的存在，使得五军断事官作出的裁决，和刑部、督察院审理的案件一样，直接移送大理寺，作最后的审核。但建文(1399-1402年)中，五军断事司废置，中央刑部掌管军人司法，都司卫所司法官失去军界主管机关后，军中再有疑难案件，只能向刑部呈报。在地方，随着行政系统司法权力的逐渐渗透，卫所司法的独立性受到影响，甚至卫所司法机构也成为裁撤的对象。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裁革狭(陕)西行都司副断事”、隆庆元年(1567年)“裁革山西都司副断事一员”等都是其例证。
此外，一些地方官勇于任事，敢于惩办违法乱纪的军卫官员，也使卫所司法的独立性受到挑战。《明世宗实录》记载：“甲辰(1544年)初，除州卫指挥佥事徐爵以侵克军粮被讼于州，知州王邦瑞得爵奸状，欲抵爵监守自盗律。爵潜走京师，邦瑞因即遣人诣京师，踪迹其事，具告于中城御史张瑶。瑶笞爵递解回州。爵乃诬奏邦瑞枉法，且言邦瑞遣人赂瑶，故瑶为邦瑞出力，事下巡按御史王鼎问状。瑶回籍听候，鼎按爵所奏皆无验，仍拟爵赃罪，邦瑞准赎，瑶复职。至是，都察院覆奏爵等罪，皆允当。御史张瑶虽勘无受嘱徇私情弊，而擅笞职官不行参奏，举措轻率，亦不为无罪，宜令覆勘以闻。得旨，依拟发落。张瑶仍行巡抚都御史逮问，于是巡抚保定都御吏钱如京拟上瑶纳赎还职。上以瑶不谙事体，命调外任”。此案中，知州王邦瑞以“监守自盗律”惩办侵克军粮的卫所官员，表面看来是按律法行事；但作为文官系统从五品知州，将同为从五品的卫所官员指挥佥事依律治罪，则反映了地方州县司法已逐渐高于卫所司法。
总之，《金瓶梅》作为一部小说，通过写宋朝的事情，实际反映明代中期的社会现实。作者明写西门庆以金吾卫副千户之职在山东理刑，很像宋代的提刑，但实际上又有明代一卫之理刑千户的影子。这或许是作者杂糅宋明两朝之制，因而略显前后矛盾，也可能有掩人耳目的目的。当然，文学作品不同于史料，存在加工、演绎的成分，必然与史料有一些出入。但小说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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