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2

　也正是因为如此，要从亚细亚主义中寻找合理的，甚至是激动人心的东西，需要胆识，需要承受不明就里者的骂名，恰如竹内好对1942年日本“一群知识精英召开的一个以《近代的超克》命名的座谈会”的研究一样，而张承志在日本也被视为国家主义者。孙歌称竹内好的这一研究方法乃是“火中取栗”，张承志虽然对竹内好似乎并无认同，但其所为实在同是火中取栗的行为。
　　问题是火中取栗所为何哉?所取之栗又是何物?看起来问题似乎很复杂，其实简单。张承志以故事的形式所叙述到的罔本公三、李香兰以及日本著名的四十七士，还有赤军的女儿等等，实际上都是在讲述一个站在被压迫者一边，也就是站在“他们”一论文联盟*论文联盟*编辑。边反抗强权的故事。我相信，只要我们的情感系统还没有被消费主义和“大规模杀伤}生媒体”(张承志语)所破坏，我们都会被这些故事所打动。然而，事情偏偏就是如此，我们的情感系统，我们的感知能力，我们的泪腺，乃至我们的价值观都已经被强大的现代商业文化重新塑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承志其实是以如此复杂的日本叙述纠正我们的情感倾向和价值观念。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也时刻提醒我们注意新的帝国主义的暴行。同时，他也不断地提醒当今国人不要迷失在大国梦之中。
　　大国梦的幻象已经时时闪现，可它总令我想起日本大正时代的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日本学者西原大辅在其著作《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中，仔细地剖析了谷崎润一郎在日本“脱亚入欧”的殖民主义兴起中不自觉地被东方主义话语改造，并加入东方主义建构行列的写作史。东方主义的话语激发了日本“脱亚入欧”的梦想，东亚强国的幻象更进一步地催生了殖民主义的狂想，更重要的是，当东方主义内化入一心渴望“脱亚入欧”者的心底，使之从不自觉成为自觉的东方主义的实践者的时候，也就离恶魔不远了，噩梦也将随之而至。
　　如此这般的复杂性无疑增加了阅读的难度，在“娱乐至死”的时代里也将变得愈发的艰难。还是看看张承志给我们的建议罢：
　　读者不仅要对矛盾和悖论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还要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