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南朝司法之伦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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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贼杀伤殴父母，枭首；骂詈，弃市；谋杀夫之父母，亦弃市。值赦，免刑补冶。江陵骂母，母以之自裁，重于伤殴。若同杀科，则疑重；用殴伤及骂科，则疑轻。制唯有打母，遇赦犹枭首，无骂母致死值赦之科。
“江陵骂母”一案直接触及到当时法律对“不孝”罪名之规定的空白区域，因而成为疑难之案。时律规定，子女杀伤或殴打父母，应枭首；辱骂父母，应弃市；而谋杀夫之父母，也要弃市。如果以上情况遇到大赦，则可以免去死罪而处以劳役徒刑。然而律条规定并不完全适合于此案情，有存在立法空白的嫌疑，因为法律中并未规定本案中出现的“骂母致死值赦”应如何处理，即“无骂母致死值赦之科”。要圆满处置此案，就需要对律文的解释与阐发，而这正体现出孔渊之精熟律义的长处。他认为：子女杀伤、殴打、辱骂父母都是法所不原的，而辱骂父母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也是理无可恕的。以张江陵这样的行为，即使有恩赦也应该处以枭首；而其妻吴氏因为不是黄氏亲生，则可降死处以徒刑。可见，孔渊之的立论依据就是人之伦理常情，原其心志，别无他法。
对于父母子女之间相互告诉的案件，当时法律也是明确加以禁止的，其主旨仍在于维护亲缘尊卑的伦理关系。史籍之中此类记载不在少数，如蔡廓建议“鞫狱不宜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
《宋书》卷五十七《蔡廓传》载：宋台建，为侍中，建议以为：“鞫狱不宜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亏教伤情，莫此为大。自今但令家人与囚相见，无乞鞫之诉，使足以明伏罪，不须责家人下辞。”朝 议咸以为允，从之。，是由孔子“父子相隐”的观点具化而来。其理由正是“亏教伤情，莫此为大”，意在强调维护紧密的家族伦常感情和道德教化。此外，史籍所见与儒家伦理观念相关的亲属相告司法案件还有“父告子劫案”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六十六《何尚之传》。、“景慈对鞫罪母案”
《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载梁时建康子景慈对鞫证母有罪案，有“是时法官虞僧虬启称”云云。等，都足以说明当时法律对卑幼控告尊长的反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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