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哲学６０年：沟通与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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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过分干预而进展缓慢。深受苏联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各个学科无论是从指导思想到评价标准,从研究方法到研究径路,还是从资料选择到资料引用,从做出结论到传播运用,都无法避免公式化、简单化、绝对化的弊病,而难有大的作为。一些本可以通过改造而发展的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等)被不恰当地取消。即便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看似最为发展和完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因苏联教科书体系所限,只是部分正确地阐述了某些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和原理,而没有客观、全面、真实地反映作为马克思主义奠基者和创始人的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内在逻辑、精神实质、理论特性。因而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没有获得真正意义的发展。前30年的哲学研究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除了因行政干预而导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各个学科的影响和渗透而呈现形式的、表面的“融合”外,不同学科之间,甚至同一学科内部不同专业之间,实质上基本处于各自封闭、相互隔绝的状态。这种互不相涉的“各自为政”,在妨碍学科之间的相互吸取与借鉴的同时,也妨碍了哲学研究整体水平的提升。
需要提及的是,尽管前30年我国哲学事业的发展,一直因国内政治运动的跌宕起伏而历经坎坷。但是,哲学家们无论是在意识形态高压的“梅雨季节”,还是在学术批判的“盛夏酷暑”,无论是在政治运动间隙的“阳春时分”,还是在文化整体遭遇寒流的“严冬三九”,都始终以或公开或隐蔽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继续着理性的思考和“爱智求真”的跋涉。正是他们不离不弃的执著与坚韧,才使得前30年我国的哲学事业,取得了不能忽略也不容抹煞的成就。正是他们的艰难探索和辛勤付出,才在为中国思想史书写了值得纪念的一笔的同时,为改革开放后大批生力军的涌现,打下了人才基础。
后30年始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
这一阶段我国哲学事业的发展,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而欣欣向荣。从学科建设到人才培养,从学术交流到研究成果,不仅各个学科在全面复兴中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而且不断生产出新的学科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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