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哲学６０年：沟通与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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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明显变化。
(一)哲学功能:从失落到回归
前30年简单片面地理解哲学的属性、功能,将哲学的意识形态性等同于政治性(将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简单归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遮蔽了人们对哲学的基本价值、地位、作用的客观了解和正确评价,导致了我国的其他哲学学科的研究在沦为政治祭品而丧失话语权同时,也不可能真正发挥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功能。
后30年则通过反思哲学的属性、功能、定位,较为清醒地认识了哲学与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关系;在批判过去哲学的研究与传播中长期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危害时,能够以科学、客观的态度,认识和看待不同学科的特点,将它们置于平等的地位,视为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式、表述方法的概念、范畴、理论的体系,从而在使各科哲学在脱下政治外衣、摆脱依附地位的同时,恢复了哲学“求真爱智”的本来面目,使它们得以自由探索与独立创造,为中国学术文化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既提供着理论资源,又较好地发挥了实践指导作用。
(二)哲学生态:从相对萧条到繁荣
前30年,由于建国之初尚处于打基础阶段,工作重心主要是建立科研机构、培养干部、搜集资料、有限讲授。随后因饱受被严重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控制和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的束缚以及“文革”中文化专制主义的残害,无论是研究还是传播,总体都处于相对萧条。
后30年在改革开放的和谐的理论环境中,哲学发展进入了良性循环状态。各个学科无论在论著翻译还是研究诠释,无论是学术交流还是学科建设,无论是研究广度还是理解深度,也无论是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还是相互之间的融会(例如,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西方哲学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以及三者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融合与互补),都进入了新的层次,达到了新的高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三)哲学视域:从局限到开阔
前30年由于研究必须紧扣政治主题,符合政治需要,因而很大程度上受到领导者主观意志的干预,哲学或成为意识形态需要的工具,或是为意识形态提供批判靶子,导致了整个哲学的研究与传播,在具有典型的政治实用主义、主观唯意志主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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