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当前，企业发展资本瓶颈；要充分发挥和利用对外投资的投资效应，把我国盈余外汇尽快转化为支撑国内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实实在在的资产。
当前，新的产业革命正在美欧和日本等国酝酿成型，这些国家大力推行鼓励政策，力图在下一轮产业竞争中赢得优势。在全球新一轮产业结构重组中，我们必须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置于更加广阔的国际空间，充分利用境外投资的技术效应，利用反向技术溢出效应，加快中国自主创新进程。同时，利用对外投资的产能转移效应，把一些长期产能过剩产业转移出去，优化产业结构，最终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中的地位，形成创新性的产业优势，把对外投资与“调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
应当根据我国市场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特点，重视和充分发挥对外投资的就业效应。现阶段可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参与全球经济合作，提升劳务合作的质量和效益，积极探索开拓新时期对外劳务合作的可行之路，把对外投资与“保民生”结合起来。

二、丰富对外投资内涵。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在未来很长时间里，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还不具备挑战和替代西方话语权的能力，但是现阶段我国对外投资已经初显优势，我国在全球经济发展的话语权有了实质性的提升，创造了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我们在今后对外经济合作进程中，应当充分利用我国发展中经济大国的优势，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
首先，注重发挥对外投资的经济外交功能，为我国的迅速成长争取更大的国际空间。LOcaLhOSt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与这些国家经贸关系的稳步发展。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下，可以通过加大政府高层之间的往来，消除顾虑，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合作伙伴的顾虑，增进相互理解，在加强企业多元化发展

在地缘布局上，对外投资应以周边国家和地区为依托，同时，重点促进对非洲的投资与合作，稳定欧洲，突破美国。
首先，继续发挥我国在大周边国家产业转移过程的中介地位；充分利用自贸区平台，提升投资合作的效能；利用走出去手段，实现边境地区更深层次开放和发展；为我国沿海地区部分落后产能转移找到出路，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利用大周边平台，加强能源资源合作。
第二，营造有利于对非投资的环境，包括培育我国企业赴非投资的良好舆论环境和营商环境；灵活运用我国对非援助和经济合作政策；选择恰当的产业推进战略：巩固并拓展资源类投资更为便利；产业链匹配和产业国际转移类投资更被看好。
第三，充分利用欧洲内部各区域对外资不同的需求发展特点提升我国企业赴欧洲投资合作的效果；关注东欧地区家电业行业投资合作项目；考虑借助新成员进入老市场；要充分考虑到产业转移的阻力；考虑营造一批新的走出去平台，比如在俄罗斯兴建开发区和保税库等。
第四，通过加大对美国投资的力度，主动参与国际金融、投资规则的制定，利用自身优势，增强谈判能力；在产业结构方面，优先选择初级产品和金属制品行业、机械制造业、汽车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分销服务业以及工业(尤其是新能源)研发等领域；在投资主体方面，鼓励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国有企业共同赴美投资，鼓励各种所有制形式组成联合体参与竞购；在投资合作手段上，应注重多样化和战略眼光，比如着眼于美国各类金融机构持有的实体企业股权，争取以较低成本间接获得实体企业的股权乃至控制权；同时，要注重借用投资基金等投资主体形式进行海外收购运作；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对美交涉力度，通过战略经济对话、高访、照会等各种渠道，为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争取更多的市场准人机会和最惠国待遇；有效利用在华美国公关公司的游说资源，形成内外政策联动的格局。

五、完善对外投资管理。推进深层次开放改革

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是我国推进深层次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汇率机制调整和资本项目开放等深层次开放的重要内容都和对外投资密切相关。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扩大对外投资，一方面可以有效化解高额外汇储备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平衡国际收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积极有效的对外投资为我国汇率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创造宽松环境，获取珍贵经验，赢得宝贵的空间和时间。
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是推进涉外管理模式深层次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整合国内外各种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资源，建立和完善对外投资法律法规体系，必然要对原有各相关管理部门权限的重新分配调整，理顺对外投资体制机制，形成一个新的对外投资监管模式，实质上构成了我国政府推进涉外经济管理模式深层次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善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是推进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打造服务型政府的先行样板。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政府服务功能，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指导和服务；进一步发挥企业市场主体地位，落实投资决策权；进一步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监测；完善“走出去”企业海外经济利益协调保障机制等。

六、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增强对外投资效能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必须以创新为动力，用创新来提升我国对外投资的效能。
就对外投资方式而言，我国现阶段在价值链、出资形式等方面的创新投资仍不活跃；国际融资租赁等高端营销模式也还处以起步阶段。因此，中国企业“走出去”除了开展全面的资产或股份并购以外，还应该探索其他投资合作方式市场互换式联盟。同时，鼓励我国大型企业与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开展股权置换合作，实现交叉持股，建立利益关联，以便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互换。另外，除了推动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建设外，还可以积极探索境外物流园区等新形式。
在对外投资金融促进体系的创新方面，未来可在以下方面进行重点突破：在政府层面，可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引导企业产业资本与全球金融资本对接，化解“走出去”意识形态阻力；逐步推进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