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对于经济和社会组织发展水平都较高的国家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突破的公共管理创新模式，而中国的现实显然与此相去甚远。还有如废除科层制、实行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改革等主张也是如此。长期习惯于奉行西方“经典”理论，忽视了中国公共管理学最应有的对中国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例如，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具体制度，毫无经验可循，立足本土化研究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中国理论界对于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成果已非常丰富。但是，关注民族自治地方特殊性的公共管理研究却仍处于起步阶段。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性决定了有关民族自治地方的公共管理有许多不同于一般公共管理的特色。因此，需要有特殊的公共管理理论来为之服务，需要将公共管理的理论民族化”。再如，“领导者”难题。在任何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领导者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政治决断力和能力决定着改革的命运，中国也不例外。但是，中国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公共部门的领导者是任命的，并且没有严格执行任期制，变动较快。这一方面导致了诸多改革因为领导人的变动而终止，另一方面也使得新到任的领导人为了获得任命部门的注意，突出自己的不同，频繁地以“创新”的名义做出各种决定举措。因此，公共管理改革也受困于“政绩工程”之累。即使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改革强人”也会遇到“人走政息”的难题，也必须面对“过激”的改革措施，遭遇到公共管理部门内部既得利益的阻挠。
总之，借鉴西方国家理论的研究成果过多，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进行本土化研究的文献越少，对我国“真实世界的公共问题”的深入研究就越缺乏。
参考文献：
[1] 魏传立.以新公共管理理论解决我国高校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的措施[j].中国电子商务.2012.(6).
[2] 魏传立.以新公共管理理论解析我国高校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j].中国对外贸易.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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