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成本和人治成本

摘要：“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指导作用，运用法律维持社会秩序十分重要。对于法治和人治的争论不曾停止过，“依法治国”应该成为民主社会的共识。同样也要认识到人治的弊端，避免重蹈覆辙。通过社会调查和近些年法律制度的进步完善，法学家对于法治和人治有了全新的认识。本文从法治成本和人治成本的对比出发，以探讨法治和人治的利弊及哪种方式更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

关键词：法治成本；人治成本；利弊

引言

自从“依法治国”治国方略写进宪法，成为我国的一项重要宪法原则以来，法治走出了理论研究领域，成为全民讨论的话题，也成为政府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关于法治与人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起草新宪法以及法律阶级性等问题的讨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关于人权、依法治国、司法改革等问题的讨论都使法治与人治的思考不断加深。全国人大开始研究提高立法质量，构建有利于建设法治国家的统一立法体系；国务院在制定建立“法治政府”的纲要，推行依法行政，推动政府在法律的框架中进行活动；执政党也开始把依法执政写进党章；司法机关开始着手司法制度改革，推动司法独立的实现，以有效地维护人权，促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得以实现。法学界也对法治的理念、原则和具体制度，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构想和建议。对于人治，法学界更多是反思建国以来人治导致的历史悲剧，惨痛的教训让更多人深知法律乃人类秩序与规则，法治乃是全球共同共通的理念，建设法治社会，实现中国梦都离不开法治。WWw.YbaSK.cOm

但是，对于实行法治，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成本问题，却很少涉及。虽然针对现今的体制弊端，强调了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性政府、廉洁政府、公正政府的重要性，但是却很少考虑建立廉洁而高效的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对于中国发展的影响，民众对法治国家的认同的研究更是少而又少。因此建设廉洁高效的法治政府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讲，都是具有意义深远的影响。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从比较法治与人治的概念、内容和特征，以及就法治与人治的成本区别力图做出清晰、透彻的理解分析，并进一步对法治成本和人治成本进行比较，论证法治和人治对于社会建设、文明进步、经济发展的相关影响。

一、 法治成本的基本问题

（一）法治成本的内涵

法治成本概念的提出，对于研究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成本概念一般都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说，研究法治成本，自然要将法学和经济学相结合，以此来研究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成本问题。

自然而然研究法治成本的内涵对于展开对法治成本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界存在几种对法治成本的看法，第一种是游劝荣教授在《法治成本分析》一书中提出：“‘法治成本’是一个法学与经济学相交叉的概念，从经济学成本理论的角度去分析，法治成本分为生产成本、边际成本、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等。”游劝荣教授同时把成本分成静态成本和动态成本进行分析，其中静态成本更是对立法成本、实施成本、违法及矫治成本和法律宣传与教育成本进行讨论；动态成本主要是从效率和公正的角度进行分析。第二种观点是刘华教授，认为法治成本是指城市依法治理过程中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一般是由立法成本、执法成本、守法成本等方面构成。第三种观点是王海峰教授，认为法治成本是一个法学与经济学相交叉的概念，法治的建设和维护要受到成本因素的制约，对于法治的唯一提供者国家来说，法治成本主要包括立法成本和实施成本。

我认为游劝荣教授关于法治成本的论述更多的是基于经济法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而刘华教授对法治成本的定义侧重于社会学的角度，两者都对立法成本、执法成本、守法成本进行概括性归纳，但基本上与游劝荣教授的观点相同。王海峰教授是站在法治提供者的角度来定义法治成本。但是基于现在对法治成本和人治成本的研究状况，只能更多的是采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法治成本和人治成本进行初步的解读，得出的结论仍然不太全面。毕竟法治成本很难用一个数据进行统计，社会经济负担不是明确可测量的。我们更多的只能分析比较法治成本与人治成本，从历史的发展进程和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去加以理解。

因此，我认为法治成本是整个社会运用法律治理国家所承担的社会经济负担的总和。

（二）法治的正当性研究

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后，执政党怎么样治理国家成为首要问题？人治还是法治成为必须选择的对象。寻求最佳符合国家实际的治国模式是必经阶段，我国同样不例外。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把专政和法治作为对立的事物，认为法治会破坏人民民主专政，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范文大全整理*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人民民主专政和法治问题上存在认识的误区，主要表现在对革命运动时期的群众运动的认可超过法治。计划经济时代，更多的是把群众运动和尊重法治对立起来，简单的认为群众运动时期可以放弃法治。以至于后来“左倾”思想蔓延，毛泽东更是公开支持群众运动，以至于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十年动乱期间更是将法律制度完全破坏，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人民当家做主是相对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个凡是”的出现更是将个人崇拜推向法治的对立面，“两个凡是”更多体现的是人治的结果，没有对制度的合理性建议，只是一味地遵从领导者的意见，必然会导致对社会制度的践踏，更是会破坏法律制度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地位。

治国问题上始终存在“人治”和“法治”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主张，它们作为治国方式成为执政者必须选择的对象，毫无疑问的是建国初期，选择了“人治”，这种治国方式给新中国带来巨大创伤的同时，也让执政者充分认识到“法治”是治理国家的必然选择。只有法治才能维护好社会的正常秩序，良好运行的法律制度才能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避免“人治”的破坏，从而保障人民民主专政的实现。将领导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只会践踏法治，破坏法律制度的威信。将党和政府置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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