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的情况下，法官通过解释以至变更了现有的法律规定法律来适应社会和价值观的变化。客观地讲，这样的变更更符合现代民法的价值取向。因此，对于每个具体案件，法官要考虑其特殊性，使其都应当得到合情、合理的判决结果。 从程序法层面上再考察，我们会发现在举证责任分配上许多有违现代民法追求实质公平、正义理念的情况： 近几年来，患者因输血感染丙肝和艾滋病而要求医疗机构和采取机构赔偿损失的纠纷时常发生。这类纠纷因患者与医疗机构之间存在着医疗服务合同之债与侵害身体健康权之债的竞合现象而根据《合同法》122条的规定，患者享有赔偿请求权的选择权。但是，这类案件往往涉及到供血的血站，而患者与血站之间又无合同关系，因而患者在将医疗机构和血站作为共同被告时只能以侵权为由起诉。对于这类案件责任的构成上，因果关系是难点。按照侵权责任，无论是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始终是归责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尽管《证据规定》中将“不存在因果关系”这一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医疗机构，但是，目前对诸如丙肝、艾滋病等流行病学的调查和研究并不清楚，也就是说作为专家都无法肯定是如何传播的情况下，医疗机构更容易证明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而患者只能证明损害与被告人的输血行为有关 ，而无法确定被告人的输血行为与患丙肝、艾滋病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必要因果关系。如果固守传统的必要因果关系说，医疗机构更容易证明不存在必要因果关系，只能驳回患者的诉讼请求。这样的分配结果一从形式上看是符合我国《证据规定》所确立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但将会使许多受害人得不到法律保护，有悖现代民法追求实质公平正义的理念和保护弱者的价值取向。如果采纳相当因果关系说 ，让医疗机构证明不存在因果关系的可能性，不仅实际上减轻了受害人对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而且更符合法律追求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 银行与储户之间的*纠纷是最典型的一类：《光明日报》曾报道 ：2001年2月14日，北京储户魏莉到建设银行海淀支行甘家口分理处支取人民市5.49万元，其中包括1万元的现金5捆和4900元的散币，银行工作人员在付款时对5捆整币未查验，魏莉领款后对5捆整币也未当场查验，随后魏到约50米外的工行海淀支行甘家口储蓄所存款。经工行查验，捆币中有两张百元*，遂当场没收。20分钟后魏莉返回建行要求其承认是该行支付的*，遭到拒绝。魏莉将建行起诉到海淀区法院，2001年7月20日海淀法院的判决书中指出：“在庭审中，魏莉未向本院提供200元*系从建行海淀支行支取之证据”，故认为：魏莉自已当场不点验钞票，也未对建行不当场查验提出异议，“应视为对建行支付的钱款数额及货币真伪表示认可”，同时进而认为“当魏莉领取钱款离开柜台后，建行海淀支行的支付程序即告终结，魏莉所持钱款已完全脱离建行海淀支行工作人员的有效视线，此后的风险责任应完全由乳魏莉自行承担”。该判决从程序角度看，符合“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不折不扣地维护了法律的“形式”公平、正义精神。而真正的公平正义应当是程序与实体的辩证统一，当两种公平正义不可兼得的时候，要从法的价值取向上考量，特别是从现代民法的理念和价值取向上考量。类似魏莉的案件还有《南方周末》报道 的南宁卷烟厂退休总工蔡葵取款离开建设银行后发现有*。《生活时报》报道的北京某银行连续发生储户投诉取出*的事件。对于此类储户与银行之间取款中发生的*纠纷，按照银行内部所谓“钱款当面点清，离柜概不负责”的“行规”，储户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纠纷的可能性非常小。储户即使起诉，往往以“储户未向本院提供xx元*系从银行支取……之证据”而驳回诉讼请求。银行现行的操作规程是，银行收款时对每一张现金都要不止一次地放入验钞机中清点确认，把收到*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而银行给储户取款时，整捆的现金却不需要经过清点，更不存在确认其中有无*，对于散币仅有清点而无确认真伪。这样，就把点钞和辨别真伪的责任转移给了储户。而对于储户而言，即便有银行提供的简单的验币设备（有些银行连这最简单的设施也没有配备），站在狭窄的柜台前，面对后面排着长队的人群，尤其是在取大量现金时，出于安全考虑，基本做不到对整捆的钞票进行清点，更不存在逐张辨验真伪。这样，储户的自身权益就难以有效维护。那么，对于此类案件，如果按照《证据规定》第2条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和第7条举证责任顺序的规定，作为弱者的储户只能承担败诉的结果。这显然有违现代民法追求的价值取向。因此，应允许法官对实定法预先分配了的举证责任进行修正和变更，而由银行证明其给储户取款时像存款那样当面用验钞机逐张清点确认没有发展*的事实。 另外，发生在上海的“黄水晶球案” ：1999年1月23日上午10点，一顾客顾某在上海工艺美术商厦购买一颗标签上注明“天然黄水晶球”的工艺品。当时顾某要求鉴定，但售货小姐表示：“你去鉴定吧，有什么问题找我们。”于是顾某以2944元将该球买下，售货小姐将发票、信誉卡交给顾某。信誉卡上写明：“假一赔百”。随后顾某立即打车前往城隍庙的豫园上海珠宝测试鉴定处鉴定。鉴定书写明：“球重289.8克、直径58.6mm，方解石”。据此，当时下午13点，顾某要求商家按信誉卡“假一赔百”进行赔偿，但与商家交涉未果。同年4月27日顾某一纸诉状将上海工艺美术商厦告到法院。在该案中，如果原告不能证明“此球乃彼球”时，那么，原告的诉讼请求就不能成立。相反，被告不能证明“此球非彼球”时，被告也面临着败诉的危险。在该案中，对于原告来讲，有商店的购物小票就可以了，按照消费者的购物习惯，保留小票通常是消费者向商家更换或退货的依据，一般并不需要证明“此物乃彼物”的问题。对被告来讲“此球非彼球”的问题是其提出来的，被告需要掌握见证原告掉包的证人证言。然而如果原告如实施调包行为，则其行为必然是相当隐蔽的。因而要证明“此球非彼球”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来看看上海的两级法院在举证责任上是如何来分配的：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根据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顾某必须拿出证据来证明“此球系彼球”。由于顾某没能拿出令人信服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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