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在于如何才能使这类陈述作为证据，或者说怎样才能够获得使它们成为证据的正当性。
把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还意味着同一事实陈述具有了两重属性，使它们既是事实主张，又是证明这一主张的证据。当事人既是诉讼主体，又是证据来源，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冲突和矛盾。为解决上述矛盾，大陆法系国家采取的办法是，首先是尽量避免把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其次是如果不得已需要把当事人陈述用作证据，则把当事人证人化，用质询证人的方法对他们进行质证，并以宣誓和对虚假陈述予以处罚的措施来保证陈述的真实性。前苏联和我国采取的方法是，用其他证据来审查当事人陈述的真实性，如果得到其他证据的证明，便能够成为证据。后一种方法存在的问题是，证明对象与证据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
（二）当事人陈述在证据中的地位
从各国的立法看，对当事人陈述大体上有三种做法:一是把当事人的陈述作为一种补充性的证据方法，只有在法院通过其他证据无法获得待证事实的真伪时，才允许法院询问当事人，把当事人本人的陈述作为证据;另一种是把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方法之一，并且这种证据与其他证据处于同等位置，是否需要询问当事人以及在何时询问当事人，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来确定;还有一种是虽然也承认当事人的陈述具有证据价值，但当事人的陈述并不作为诉讼中的一类独立的证据，而是把当事人归入证人，当事人所作的具有证据意义的陈述归入证人证言。
把当事人陈述作为补充性证据方法意味着法院不能通过其他证据查明事实时，才把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补充性证据方法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把诉讼主体的当事人作为证据方法，一般来说缺乏可靠性，另一方面通过询问当事人陈述直接利害关系的事实是强人所难，从心理上过意不去。”[3]此外，担心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因此而不采用合同书等有助于明确权利义务关系、防止日后发生争执的方式，担心法官动辄采用询问当事人、过分依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陈述也是其原因。
后来，德、奥、日等国的理论和实务部门对仅把当事人陈述作为补充性证据方法的立法政策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一立法政策存在以下缺陷: （1）缩小了法官自由心证的范围，不利于法院发现真实; （2）当事人在得知证据调查结果后再作陈述，陈述内容难免会尽量与证据调查结果相一致，不如开始时就让当事人陈述:比较、借鉴与重构当事人陈述，其陈述受其他证据监控; （3）当事人最了解纠纷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其陈述比其他人更能使法院发现真实; （4）尽早询问当事人本人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有助于促使当事人和解，将询问当事人作为补充性证据方法则可能造成诉讼延迟; （5）当事人本人亦希望尽早向法院作出陈述[4].奥地利1985年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取消了询问当事人的补充性，日本1996年新《民事诉讼法》不再把询问当事人作为补充性证据方法，均同上述认识有关。
尽管当事人陈述存在着从补充性到非补充性变化的趋势，但笔者认为，就我国现阶段的民事诉讼立法而言，还是把它作为一种补充性的证据为好。其理由在于:第一，当事人毕竟同诉讼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当事人的陈述即使是真实的，仅以这样的陈述认定案件事实也缺乏公信力。在争议事实有其他证据时，显然应当先调查其他证据。第二，当事人同诉讼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并不必然决定当事人作出对己有利陈述时一定会说假话，但在制度设计上，却要从性恶论出发，假定当事人极有可能因此作出不真实地陈述，“双方当事人对诉讼结果有最大程度的利益，因此他们是最差的证人。”[5]尤其是，在作出立法上的选择时，我国社会当下存在的诚信普遍缺失这一现状是不能不考虑的。第三，以当事人的陈述作为证据还意味着，如果事实对当事人不利，将迫使当事人在如实陈述而败诉和拒绝陈述甚至作虚假陈述之间作出选择。[6]这会令当事人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第四，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尚未真正把当事人对己有利的陈述作为证据使用，而不是当事人陈述适用的范围不够宽，因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通过修订《民事诉讼法》来激活这类证据，使其能够发挥应有的证明作用，而不是进一步扩大其适用范围。第五，我国目前实行的是自由心证为主、法定证据为辅的民事证据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法官对证据审查判断的自由度要比实行自由心证的德、法、日等国要小。把当事人陈述与其他证据置于同等地位，使法官在诉讼开始时就能够使用当事人陈述这一证据方法，意味着扩大自由心证的范围。这与我国目前实行的证据制度不相协调。最后，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补充性证据，并不妨碍法院在诉讼中利用当事人陈述、充分发挥其阐明事实的作用。法院完全可以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在诉讼的早期要求当事人对案件事实作出说明，只不过此陈述只具有说明案情的功能，不能作为证据罢了。
询问当事人的意义还在于，当法院决定采用这一证据方法时，不仅给当事人提供了将其所作的对自己有利的陈述成为证据的机会，也使得将当事人拒绝宣誓或陈述纳入法院评价范围成为可能。对当事人来说，出庭参与诉讼是他的一项权利而非义务，他可以本人出庭进行诉讼，也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代为实施诉讼行为。在后一种情形下，法院不得从当事人本人未出庭这一行为中得出任何对其不利的推论。询问当事人制度改变了这种状况，在法院决定询问当事人时，当事人若收到法院通知后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接受询问或拒绝宣誓、拒绝陈述，这一不合作行为便成为法院评价的对象，法院依据自由心证对事实作出认定时，常常因此而作出对其不利的心证。
（三）宣誓或具结
多数国家在把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使用时要求当事人进行宣誓或具结，英美法系国家在当事人以其陈述作为证据时实际上是把当事人证人化了，要求当事人宣誓或具结自不待言;大陆法系国家在询问当事人之前一般也会要求当事人宣誓;由于宣誓带有有神论的色彩和信赖苏维埃公民的道德水准，原苏联不要求当事人宣誓。
但在笔者看来，宣誓或具结应当是一种有益的选择。宣誓或具结的意义至少有三个方面:首先，它能够在事实主张意义上的陈述与证据意义上的陈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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