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划一条相对明确的界限，提醒当事人宣誓后所作的陈述已具有证据属性了。当事人在诉讼中一般都会陈述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与案件有关的事实，这些事实或者直接表明自己的请求或抗辩是有事实依据，或者间接说明自己的主张有充分理由。在对方当事人予以否认或者作出相反陈述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所作的对自己有利的陈述并不能当然成为诉讼中的证据，它们本身有待证明，是证明的对象而不是证据，当事人本人不会天真地以为自己的陈述就是证据因而不再举证，法院也不会仅仅根据这样的陈述对事实作出认定。在法院欲把当事人的陈述作为证据时，陈述的性质起了重大变化，虽然陈述的内容依旧。因此，需要一种形式或仪式来宣告这种变化，而宣誓或具结便是恰当的形式。其次，宣誓或具结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为陈述的真实性提供了保障。利用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自己的陈述作为证据其实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趋利避害这种常人具有的心态可能使当事人夸大或虚构对自己有利的事实，回避或否认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如果没有一定的方法使当事人尽可能说真话而不说假话，以当事人陈述作为判决的根据是相当危险的。宣誓或具5结正是促使当事人作真实陈述的一种机制，对神灵的敬畏，对道德良心的承诺，对因虚假陈述受到惩罚的担心，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如实陈述提供了某种担保。宣誓或具结虽然不能保证当事人都能说真话，但至少是减少了说假话的可能。再次是使当事人的陈述作为证据有了正当化的理由。把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意味着法院可能仅仅根据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根据当事人所作的对自己有利的陈述来作出对其有利的判决，采取这种超常规的做法自然需要有充分的理由，当事人宣誓或具结后作出的陈述符合真实的概率大便是理由，它使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具有了正当性。最后，宣誓或具结也使法院惩戒作虚假陈述的当事人有了充足的理由。在宣誓或具结时，当事人已保证如实陈述，毫不隐瞒，其后作虚假陈述便违反了誓言和保证，受到惩罚乃理所当然;另一方面，法院在当事人宣誓或具结之时已对当事人作出警告，提醒他们如作虚假陈述将会受到的制裁。
（四）拒绝陈述的后果
在当事人被要求到庭接受询问时，当事人可能到庭，也可能拒绝到庭或者拒绝宣誓、拒绝陈述。当事人拒绝陈述，实际上表明他们不愿意将自己的陈述作为证据，而当事人拒绝宣誓或具结，则表明他们不愿意向法庭担保陈述的真实性。对于此种情形，各国的立法大体上采取两种做法，一种是规定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关于询问事项的主张为真实，如日本，另一种是让法官对这种情形进行自由心证。这两种处置方法的实际差别也许并不象表面上所显现得那么大。后一种方法虽然未明确规定法官可以据此认定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从而对拒绝陈述的一方带来严重的不利后果，但法官是根据法庭调查和辩论的全部情况来对事实作出评判的，法官显然会把当事人拒绝陈述这一行为考虑进去。法官通常会把当事人的这一行为视为当事人不敢或不愿向法院作如实陈述，进而作出不利于该当事人的事实认定。
俄罗斯、中国虽然也把当事人陈述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但由于没有区分一般意义上的当事人陈述和证据意义上的陈述，没有规定询问当事人制度，因而，从当事人的角度说，他很难能区分和辨别其陈述的不同诉讼意义，无从了解法官是否会把他的陈述作为证据来对待;从法院的角度说，它也无从运用一定的程序向当事人表明欲将其陈述作为证据来使用，从而也就谈不上对拒绝陈述的当事人作出对其不利的事实认定。这或许可以解释我国民诉法为什么会规定“当事人拒绝陈述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
（五）当事人陈述的证明价值
如何对待当事人就案件事实所作的有利于自己的陈述，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大体上有两种:一是将当事人接受法院询问后所作的陈述作为普通的证据来对待，这种证据并没有不同于一般证据的价值，法院决定询问当事人，仅是为把当事人所作的有利于自己的陈述作为证据开辟了道路，但并没有把它作为具有更高证明力的特殊证据，因而法官要像对待其他证据那样，对当事人陈述进行自由心证。在一方当事人作出对自己有利的陈述后，法官可以因为有利证据增加，证明力总体更强而作出有利于该方当事人的认定，也可以认为虽然有利证据增多，但尚未使自己形成确信而仍然作出不利于该方当事人的事实认定。德国、奥地利、日本，我国澳门和我国台湾地区是如此，法国、意大利对待非决讼性宣誓时亦是如此。二是将其作为决定诉讼胜负的方法和作为一般的的证据方法并存，在既规定宣誓决讼又规定非宣誓决讼的法国、意大利，采用宣誓决讼时便赋予当事人的陈述决定诉讼胜负的效力。宣誓决讼与其说是证据规则，毋宁说是由法律确定的一种决定诉讼胜负的特殊方法。因为当采用这种方法决定诉讼胜负时，当事人再也不是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法官不能对当事人宣誓后的陈述进行自由心证，也无需考虑自己对待证事实是否已形成心证，他们仅仅是依照法律的规定宣告诉讼的结果而已。

英美法系既不因为当事人与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而限定它的证明作用，也不因为他们宣誓后作出陈述而赋予它特别的证明价值，当事人作为证人的一员，与普通证人一样，在法庭上回答问题，接受质询，事实的审理者是根据交叉询问的结果来确定其证明力。
在前苏联，当事人所作的有利于自己的陈述虽然在理论上亦是证据的一种，但无论是在诉讼理论中还是在审判实务中，原苏联反对把当事人所作的有利于自己的陈述作为认定事实的充分证据。原苏联的学者以当事人的陈述是否符合自己的诉讼利益为标准，将其分为确认与承认两种类型，并赋予它们不同的诉讼意义。承认是指当事人所作的违反自己诉讼利益的陈述，因而即便承认是法院有待查明事实的唯一证据，法院也可以依据承认来认定事实;确认是当事人所作的符合自己的诉讼利益的陈述，因此“单单是一项当事人关于事实的确认，并不能作为这一事实的充足证据。……只有在当事人的确认经其他证据充分证实的情况下，才能根据这种确认来确定判决所依据的事实。”[7]]苏联最高法院对下级法院仅以当事人未经其他证据证实的确认为依据所作出的判决，也一贯地予以撤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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