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限于传统的“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而是将其扩展到“采用变相刑讯逼供手段，或者以法律不容许的措施作为威胁，以拒绝或限制给予法律规定的利益作为威胁，承诺给予法律不容许的利益作为引诱、欺骗等变相威胁、引诱、欺骗手段”；湖北省的《刑事证据规定》禁止的也是“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服用药物、催眠等非法手段”，从而大大扩大了排除手段的范围，对于变相的刑讯逼供行为也予以禁止。其次，各地在排除的对象上有所扩大，例如四川省和江苏省都规定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明确刑讯逼供得来的口供不能定案，这里的言词证据一般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三类，但是江苏省又有重大突破，规定“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从而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对象由“言词证据”扩展到“实物证据”；另外对于通过非法获取言词证据而获得的实物证据的效力，江苏省的规定是区别对待。[11]最后，在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和证明责任上，江苏省规定是由公诉机关“对其指控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说明，排除非法取证的可能性的存在”，法院也可以调查；[12]四川省规定是由侦查机关“就被告人、证人提出的非法取证的具体事实作出合理解释”，以及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进行调查核实而“排除非法取证可能性”。可见，各地证据规则普遍确立了控诉方在非法证据排除中承担证明责任，文本中很好地解决了被追诉人因反驳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而面临的巨大困难。
最后，各地证据规则普遍体现了程序正义和保障人权的精神。湖北省《刑事证据规定》在“保障人权原则”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在刑事证据工作中必须遵循保障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原则。在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收集或提取证据时，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另外，各地证据规则对于鉴定、勘验、搜查、辨认、扣押、讯问、询问等程序的规定，也基本严格奉行了程序正义的标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各地的刑事证据规则中，真正的制度创新可以归纳为以下内容：
表二：我国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创新之处

制定机关 证据规则 创新之处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公安厅 《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第21条） 确立了传闻证据规则，警察作证制度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刑事审判证据和定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7条、第13条、第28条、第51条、第56条、第62条） 确立了意见证据规则，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非法实物证据排除，电子证据，内心确信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办理各类案件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3条） 规定了刑事诉讼中的举证期限制度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湖北省公安厅、湖北省国家安全厅、湖北省司法厅 《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条、第15条、第16条、第19条、第25条、第26条、第32条） 增加了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保全制度，讯问时录音录像，讯问时律师在场，警察作证，电子证据，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明确了诱惑侦查行为的效力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与西安市人民检察院 《刑事案件庭前证据展示操作办法（试行）》 确立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

二、我国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存在的问题
我国各地司法机关或者政法机关制定当地的诉讼证据规则，这是件好事，凸显了刑事证据问题的重要性，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龙宗智认为，这些证据规则“总结了实践经验，吸纳了专家意见，注意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正确与程序公正并重，体现了在刑事司法方面‘与时俱进’的精神，对提高办案质量，完善规范办案程序很有意义，对我国证据立法与司法实践将产生积极影响”。[13]但是瑕不掩瑜，我们光看到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的优点是不够的，我国现行的这些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同时又存在广泛的问题，这突出表现在：
第一，立法阶位太低，效力有限，许多内容是对现行规定的简单重复。前文已经指出，我国各地现有的证据规则，既不是法律法规，也不是司法解释，仅在本部门内部适用，一般不对外公开，律师和诉讼当事人难以不知道，了解内容有限，而他们如果不按照当地的“潜规则”行事又是要碰壁的。
同时，现行的许多规定仅仅是对诉讼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简单重复，一些所谓“新”的规定并不新，一定程度上浪费了司法资源，例如四川省《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第四条关于补充侦查的规定，完全是对《刑事诉讼法》及“两高”司法解释的简单重申，没有多大意义。
第二，许多证据规则的规定逻辑混乱，科学性太差。例如，湖北省《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和四川省《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关于十余项刑事证据基本原则的规定，仅仅是简单的罗列和堆砌，体系混乱，有些根本称不上是基本原则。再如，湖北省《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三条关于“法定程序原则”的规定，与学术界讨论的“程序法定”原则根本就不是一层含义。[14]中共呼伦贝尔市委政法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加强刑事证据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则更显粗糙，没有任何逻辑性可言。
而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的《关于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试行）》竟然规定了13种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形，明确对“没有依照法定程序而搜集的证据有关人员应当回避而未回避所获取的证据”、“将疑犯变相羁押时所获取的证据”、“讯问（询问）嫌疑人（证人、被害人）时未个别进行而获取的证据”等13类违反诉讼程序的非法证据坚决排除，而其中有些属于“无害错误”，如此广泛围的“非法证据”排除是不科学的。
第三，有些证据规则突破了现行法律的规定，而这种突破的正当性值得推敲。例如，江苏省《关于刑事审判证据和定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四十五条突破了单独口供不能定案的刑事诉讼原则，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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