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法院之间的管辖权转移的使用比较少，高级法院与最高法院之间基本上就没有适用过该制度。由此可见，在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是由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的，极少部分是由高级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最高法院实际上没有作为民事案件的第一审法院。管辖权转移制度实际上也只是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之间发挥作用。由此引发我们的思考是，法律有没有必要规定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作为民事案件的第一审法院。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确定级别管辖，除了考虑案件的重要性、复杂性与法院等级的关系之外，还应当考虑哪些因素?
二、 对我国级别管辖制度存在问题的分析
我国法律上规定的级别管辖制度在实践中存在哪些问题呢?就这一问题，我国不少民事学者和司法工作者曾发表过不少的看法。这些作者对级别管辖存在的不足与弊端及改进建议的内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级别管辖的标准不明确或不够明确。主要表现在以案情是否重大、影响面是否大为划分级别管辖标准，何为“重大”和“影响大”界限比较模糊，不容易掌握。因此在实践中推行起来不严格，对当事人而言如何确定管辖法院不方便。对此，文章论者多数建议以诉讼标的额大小作为划分级别管辖的标准，以方便执行。[1]第二，管辖权转移制度的设立，尤其是管辖权转移制度中的‘.上级移转下级”的规定，违背了确定级别管辖的原理和级别管辖制度设立的初衷。管辖权转移制度的上述缺陷，导致级别管辖运用的混乱，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还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对此，文章论者多数建议取消管辖权转移制度中的“上级移转下级”的规定，或是严格限制管辖权转移制度的适用，增加管辖权转移得以双方当事人申请为前提或以双方当事人同意为条件。[2]第三，对级别管辖的确定，尤其是通过管辖权转移所确定的级别管辖，当事人无权提出管辖异议。由此导致当事人或法院规避级别管辖—实质上突破级别管辖的规定，在程序上严重损害了一方当事人地利益，并进而损害当事人的实体利益。(3)第四，由于级别管辖，下层法院的司法管辖权严重的残缺和不确定，基层法院的司法权受到了侵犯。论者认为，按照级别管辖的规定，很多案件基层法院是不能够审理的，特别是在民商案件和经济案件中，各个省的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制订了一些管辖的标准，这些标准是有利于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的，实际上就是说，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的民事、经济案件由它们的上级法院来确定的，这就严重地侵犯了基层法院的司法权。闻第五，如果从制度逻辑上来分析，级别管辖—至少在中国—也更容易导致腐败。论者认为，由于法院系统的结构成金字塔形，基层法院的数量众多，潜在的案件各方当事人事实上不大可能同数量巨大的基层法院法官都建立起稳定的可依赖的关系;既然越向上法院的数量越少，法官的数量也越少，只要有利可图，潜在的案件当事人就越有可能先搞定上级法院或上级法院的法官，从而导致腐败。第六，级别管辖使得基层法院法官的专业素养难以提升。论者认为，现在许多重大的经济案件，一般来说关系比较复杂，商业纠纷比较大，涉及的各方利益比较广，因此这些案件都由高级法院或者中级法院来审理，基层法院的法官基本上很难有机会审理现代的商业案件，因此，基层法院法官的专业素养难以提升。基于第四、第五、第六点的理由，论者建议“应当废除或者是大大弱化级别管辖”。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指出了我国级别管辖制度中所存在的问题，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从另外的一些角度进行分析，这些观点同样可以被认为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认为我国级别管辖标准不明确，从法律条文来看是存在这个问题，但有关民事诉讼的司法解释中已经就这个问题作了规定，确定各地高级法院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等级的法院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具体标准，其中诉讼标的额的大小被确定为主要的标准。实际上，法律条文之所以不将诉讼标的额的大小规定为划分级别管辖的标准，并不是立法者对此没有认识，而是中国的客观实际使然—中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如果法律上将诉讼标的额的大小确定为划分级别管辖的标准，各地不同等级的法院实际受理的第一审案件在数量上必将出现极大的差别，形式上统一标准，导致了实际上的“不标准”。其次，上述认为我国管辖权转移制度存在问题的观点，实际上是对我国管辖权转移制度存在一定的误解。如上文所述，管辖权转移与级别管辖关系密切，级别管辖是在一般情况下对不同等级的法院受理第一审案件的分工和权限的确定，体现的是立法的原则性;管辖权转移则是在一定条件下对级别管辖规定进行调整，体现的是立法的灵活性。原则性的规定保证了在通常情况下管辖制度设立得具体、明确，便于适用;灵活性的规定保证了特别情况下管辖制度适应复杂的诉讼实践的需要。简单地说，管辖权转移制度的设立，不仅不违背级别管辖的原理，不违背级别管辖设立的初衷，而且还是与级别管辖相协调。管辖权转移与级别管辖的有效协调，有利于保证案件审理的公正性和有效性，使案件在管辖的分配上更趋于合理。前述文章论者所描述的情况，在实践中是存在，但主要问题是司法者没有严格的依法行事。此外，上述论者所指出的实践中存在的法院利用管辖权转移制度，规避级别管辖制度;上级法院利用管辖权转移制度冲击乃至侵蚀下级法院的司法权等问题，其主要的原因同样属于司法者的问题，立法不是主要的原因。级别管辖在实践中出现这些问题，主要是司法者没有真正的理解和贯彻立法的精神，都好比是“歪嘴和尚念错经”。第三，上述论者关于级别管辖更容易造成腐败以及级别管辖导致基层法院法官的专业素养难以提升的观点，笔者不赞同，因为其所描述的情形与所遵循的逻辑，与中国现实情况基本不相符—中国司法腐败现象不是论者所想当然的情形，基层法院法官审理的案件也要较论者所想象的丰富得多。换句话说，上述论断，不大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缺少说服力。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上述论者的论点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司法层面，而不是立法本身;立论主要是对现象的分析，而对制度内在关系缺少深人的解剖。因此，要分析级别管辖的弊端，分析一下法制相对比较发达国家的相关做法，根据管辖制度构建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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