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这两条在历史上受到猛烈抨击。但《钦定宪法大纲》也对君主以往漫无边际的权力作了一些限制。首先，君主要受宪法的限制。这里的君权实质上已经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封建的君权了。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作为正统的、支配的意识形态儒教学说中的“天子思想”强调“君权神(天)授”，作为天子的皇帝是奉“天”之“命”，代替“天”来治理民众，从而拥有绝对的权威。君权一旦被宪法列举并明确加以记载，就意味着君权由“神授”转化为“人授”，君主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必然减缩。在《钦定宪法大纲》的前言中也有“上自朝廷，下自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的规定。其次君主在行使统治大权时要受到国家机关的制约。皇帝虽然拥有颁行法律、召集及解散议院、设官制禄、黜陟百司、统率海陆军、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宣告戒严、爵赏恩赦、总揽司法等各种大权，但也必须遵守宪法条文。

“附臣民权利义务”部分确认了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尽管《钦定宪法大纲》给予人民的权利很少，并且作为附件的形式出现，但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法律上明文列举了臣民的自由和权利。《钦定宪法大纲》的权利条款，共计六条，涉及了公民最重要的自由与权利。第二条是臣民的基本权利，“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结社等事准其自由”。这在中国具有极大的意义，尤其是结社自由。
儒家讲“君子不党”，作为君子秉公无私的一项道德原则要求，法家则从根本上禁止任何人结成任何形式的社团。第四条“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所呈诉之案件”和第五条“臣民专受法律所定之审制衙门之审制”，明确地赋予民众以诉讼权和确定了司法独立原则，并且法官是无权拒绝诉讼的。这一权利看起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当时对中国民众却是第一次。第六条财产权条款，“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以保障私有财产，近似地反映了“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资产阶级宪法的核心内容。
《钦定宪法大纲》对臣民权利的规定很狭窄，臣民的自由权利微不足道并缺乏有效保障。君权和民权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平衡。
(二)权力与权力的平衡
在“君上大权”中，从表面上看，这些条文都在规定君上的大权，实际上每一条都只把皇帝视为针对该领域的诸权力中的一个，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机构或人员。
条文所规范的正是皇权与其他机构或人员之间的关系。这些条款把权力无限的专制君主变成了权力有限的立宪君主，皇帝在行使统治权力时还要受到议院、内阁和司法机关的制约。比如第三条关于“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皇帝享有钦定颁布法律几发交议案之权，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但皇帝批准的前提却是，法律已由议院议决。这里规定立法主体是“议院议决”，皇帝的权力是“批准颁发”，两者权限分明；再如第十条总揽司法权规定：“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这里规定司法权的主体是“审判衙门”，而非皇帝；又如第十一条发布命令规定：“惟已定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皇帝无权“废止”议院通过的法律，实际上这是对“朕即法律”专制皇权的否定。
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与权力平衡的主导方式。在现代宪政国家中，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一般采取以下两种方式：第一是实行横向分权。最典型的是美国宪法所确认的三权分立与制衡机制。第二，是实行纵向分权。最典型的是联邦制。所谓分权制衡，就是指把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别交给三个法律地位相互平行、互不隶属、互相独立的国家机关分别执行，在此基础上，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都可运用由本方行使的有关权力对其他两方行使权力的活动做出某种制约，互相牵制，形成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格局，从而实现权力之间的平衡。
(三)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权利与义务是紧密相连的。
权利的存在以义务的同时存在为前提。“宪政制度下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大体上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第一，法律设定权利的同时创设相应的义务，使义务具有法定性，同时使权利与义务具有同构性，在规范的层面上禁止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或者只承担义务不享有权利现象的存在。第二，确立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实现权利、义务的普遍化。在一般的意义上，除了前述对特殊群体赋予特权进行特别保护外，法律应以普遍的、不特定的、可辨认的个体作为主体来配置权利、义务，使权利、义务具有普遍的价值。这是在全社会范围内权利义务主体之间实现的宏观平衡。第三，通过制定公正、有效的程序追究违背法定义务的法律责任，使相应权利得到补偿。”
在“君上大权”中，只强调君主的权力而未提及其义务。“附臣民权利义务”部分则在最后三条明确规定了臣民的义务：“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臣民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这些条文使义务具有了法定性，但所提及的义务既狭窄又不甚具体，其中关于税收就占了两条。因此，还谈不上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从《钦定宪法大纲》的内容看，基本上是1889年日本明治宪法的翻版。“精研宪法的韩大元教授通过比较日本明治宪法和《钦定宪法大纲》的文本，指出二者相同的条文占34．8％，相似的条文占56．5％，不同的部分占8．7％，相同和相似的加在一起，达91．3％0”清政府在当时众多的立宪国家中选择《日本帝国宪法》作为蓝本，以日本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度作为“仿行宪政”的模式，究其原因最为重要的是“日本立宪所采用的君权主义色彩浓厚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度，与英国式的国王临朝而不理政，政权归于资产阶级控制的议会的虚君制君主立宪制度比较，显然更适合清政府力图消弭革命和拉拢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政治要求。”与日本宪法所赋予天皇的权力相比，清朝皇帝的权力有过之而无不及，反映出清廷当局唯恐失去权力根基的恐惧，在这方面远超过日本明治宪法。尽管宪法在中国的引入从一开始就与富国强兵、救亡图存联系在一起，但中国传统法文化和西方法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各方政治势力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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