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社会保险功能（复转伤残军人、见义勇为等），此在以国有、集体等公有经济主体为主的时代，似无不可，但在以非公企业为多数的现在，是否妥当，值得考虑。在第三人侵害职工的情况下，动用工伤保险基金予以救济，本非当为支付，仅为职工提供的一种更便捷、保险的救济渠道。目前工伤赔偿中，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占有一定的比例，已瓜分、稀释了保险基金，削弱了纯正工伤赔偿的给付水平，增加了用人单位的经济负担。在工伤赔偿后，如不赋予其追偿权，以弥补因第三人侵权而导致其所受之损失，充实工伤保险基金，使本为并不充足的工伤保险基金更为不足，此既是对用人单位的损害，更是对纯正工伤职工赔偿权益的损害。兼得论者既然认为工伤赔偿不足，又何忍以部分人之兼得来瓜分、削弱工伤保险基金，使纯粹工伤保险赔偿更加不足？假如民事赔偿、或工伤赔偿确为不足，最简单、最经济、最效率、最公平、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是调整该赔偿标准本身，而不是用叠床架屋之多重赔偿方式予以解决。与其让相同损害因有、无用人单位之不同而获得绝对不同之赔偿，让无用人单位的受害人因伤穷下去（单一赔偿不足论），而让有用人单位的受害者因伤先富起来（多重赔偿论），还不如让所有受害人均得到相同之充分赔偿，以彰显法律的公平正义。

《工伤保险条例》将上下班途中视为工作时间、工作原因、工作场所之延伸，将上、下班途中受机动车事故伤害列为工伤。随之引伸的问题是：职工的在途时间是否也应算加班时间？用人单位应否支付加班工资？那路途远近之不同者，在用人单位的实际工作时间是否也允许不同？又，法律以平等保护为宗旨，根据对称性原理，既然职工上下班途中视为职务行为，职工受伤属于工伤；那职工在上下班途中机动车致第三人伤害时，是否也应当视为职务行为，由致害职工所在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此是否也顺理成章？！根据法理，任何责任的承担，必以法律义务的存在为前提，没有对义务的违反，则就不应当有责任的发生。对不属于用人单位管理、控制的范围或事项，发生损害后强制其承担赔偿责任，在法理上、情理上也难说具有正当性。社会交通，属于国家、政府管理之职责范围，用人单位并无管理、控制之权限与义务。法律不能、也不应仅为职工设制绝对的、厂门外全程的安全保障义务，用人单位不是、也不应当是管理权限范围外职工致害、受害行为的买单者。令人欣喜地看到，《工伤保险条例》修改草案中，删去了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为工伤之规定（同为交通事故，有的伤之后果较机动车严重，仅因是否机动车所至而予完全不同之救济，公平性已受责疑），但自2009年8月征求意见截止期至今,已近一年,至今尚无下文。看来，国务院在此问题上似乎为社会舆论所左右，理直气不壮。其实，我国加入的国际公约《一九六四年工伤事故津贴公约》 第7条明确，“当往返途中发生的事故已受工伤事故赔偿以外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保护，而且按规定领取的津贴额至少等于本公约规定的津贴时，就不必把途中发生的事故列入“工伤事故”的定义范围之内”。 我国已经实施的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其赔偿额完全涵盖了工伤赔偿范围，根据国际公约，国务院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名正言顺地、公平公正地将上下班途中发生的机动车交通事故从工伤情形中予以剔除。
当然，从维护受害人利益考虑，在赔偿制度设计中，为防止穷庙富和尚、或富庙穷和尚之状态下，赔偿责任方串通逃避承担实际赔偿责任之情形发生，亦为增强致害职工的谨慎注意义务，在其行为中增加遏制侵权行为之因素，从源头上防止、减少侵权行为之发生，与其让不能受偿之风险让受害方及其单位承担，还不如将此风险转移给致害行为人承担，更能彰显保护弱者、预防侵权之功能；假如一定要让受害职工一次伤害获多份赔偿，与其让同为受害的受害人的用人单位承担第三人侵权之赔偿责任，还不如让职务侵权之行为人与其所在单位对外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内部按职务行为处理并赋予适当追偿权，将取务侵权之行为者从原赔偿责任中之局外人变为局内人，岂不更合适！
四、兼得论者关于民事与工伤赔偿均不足等说法，同样不能成立
损害赔偿的足与不足，其标准是什么？这是判断足与不足所必须首先回答的前提问题。凡离开这一基础、回避这一前提所得出的结论，均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然兼得论者几乎均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一问题。
赔偿之足与不足，本身是一个与一定的历史条件、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概念。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足与不足，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即使是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也有较大差距。赔偿是否足额，关健是以什么为参照系，我们既不能以臆想、也不能以超越时代经济发展水平的、更不能以超越时空、超越国界的收入为标准。根据某省统计数据，2007年公务员收入，明的收入是农民的4.72倍，是职工的2.36倍，加上依法应缴而未缴的养老保险费个人承担部分8%（公务员及类公务员们是一个较为庞大的队伍，政府与个人当交不交，从而留给子孙们的是一个十分沉重的经济负担），10%的住房公积金，相差倍数更大；而2009年公务员们大幅加薪后则更高，此尚不包括其它隐性收入，如周工作时间不足40小时、带薪年假、公费考察旅游、年终奖、福利费等等。假如以这些自称公仆的、在全球金融风暴中完全走出独立行情、不愿与主人（公民）共渡时艰而自行成倍加薪的公务员之收入为标准，则赔偿显为不足；假如以比尔·盖茨的收入为标准，则赔偿更为不足；然如以那些生活维艰的普通职工、下岗失业者、农民等社会较大群体之收入为标准，那现行的赔偿标准应该说是较为充分的。以致王利明教授担心，“采收入丧失说，可能会给行为人造成过重的赔偿负担”。⑾ 一个国家建立的侵权责任体系只有对受害人与加害人的保护是均衡的，才是正义的。⒀
客观地讲，我国现行损害赔偿项目是较为齐全的，医疗费、误工费等赔偿上，均据实赔偿，如予双赔，那就是100%的暴利；而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是按照判决时省域统计之上一年度居民人均收入等为标准的，因人所共知的原因，该统计数据已含有较多虚高之成份在内，按此平均收入予以赔偿，不存在赔偿不足的问题。现实中也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