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影响。因此，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以证据保全请求权，允许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在法定情形下（主要是情况紧急、证据可能灭失）向司法机关（法院）请求收集并保全证据的权利。可见，赋予辩护方证据保全请求权和强化侦查机关的客观公正义务，这是克服职权式侦查模式弊端的配套性制度设计，也是职权式侦查模式良性运作的技术基础；一旦缺乏这两项技术条件，职权式侦查模式本身的强国家主义色彩就会使侦查权力的运行失去约制，演变为任意凌侵公民权利的利器。
就我国而言，现行侦查程序虽然采行的是职权式侦查的模式，但是并未进行前述的配套性制度设计，这就使得职权式侦查的基本架构在突现国家职权的同时，却使嫌疑人个人权益失去屏障。一方面，虽然《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刑法》第399条徇私枉法罪也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将承担刑事责任。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理论上对侦查机关的客观公正义务强调不够，一直对上述法条的立法旨意缺乏精确的解读和阐释，实践中多年的传统思维以及侦查机关作为控诉方的现实地位，这些都使得侦查机关在调查取证时往往只注重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罪重的证据材料，忽视甚至破坏对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5]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以及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但这一授权性规定仅适用于辩护人，即仅局限于审查起诉阶段，而不适用于侦查阶段。因而，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在侦查阶段不享有证据保全请求权。可见，对侦查机关的客观公正义务强调不够和证据保全请求权的立法缺位，这才是现行侦查体制辩护职能“虚置”的根本原因所在。
基于此，我们主张，一方面应当维持现行的职权式单轨制侦查模式不变，但同时另一方面必须从侦查观念上强化侦查机关的客观公正义务，并从立法上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以证据保全请求权，由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犯罪嫌疑人或者辩护人，在不预先保全证据将会使该证据的使用发生困难时，可以请求预审法官作出扣押、搜查、勘验、询问证人或者鉴定的决定。”

（二）倡行“检警一体化”，改造检、警关系
从比较法角度考察，我国现行的检警配合制约模式与国外通行的检警关系模式大相径庭，德国学者赫尔曼先生在比较了中国和德国两国检警关系后，曾感叹道：“在特定情况中，中国警察可以不同意检察院的免予起诉的决定，要求复议，这表明警察在中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具有相对强大的地位。德国法律并没有给与警察这种权利，而是将它严格地视为仅是检察院的一个‘辅助机关’。”[6]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现行的以配合制约为内容的检警关系模式强调检警之间的平等分立和双向制约，实际上是强调侦查职能相对于控诉职能的平等性和独立性，试图以侦查职能与控诉职能之间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来代替控诉职能对侦查职能的主导作用，这就违背了侦、控职能的配置规律，模糊和混淆了控诉职能与侦查职能之间应有的主从关系。正基于此，我国有学者提出了以实现检警一体化来重构我国检警关系的主张。
笔者认为，由于侦控职能之间的天然亲和性，侦控职能合一是侦、控职能配置的基本规律。据此，检警一体化应当是是检警关系的理想模式，虽然各国基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司法传统对检警一体化程度的具体要求有所差别，但警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紧密合作仍是各国构建检、警关系的基石，也是检警关系发展的趋势。我国现行的检、警关系是一种配合制约型关系模式，这种关系模式的设定明显违背了检、警紧密化的作法，其错位必将引发“检警冲突”。当前，我国“检警冲突”的焦点是公安机关的独立性过大，检察机关缺乏相应的制约手段和机制，从而导致检控能力的减弱，因此，我国目前亟待解决也是急需加强的是检察院对侦查的监督、控制能力。对此，我们认为应当顺应刑事诉讼自身的客观规律，在认真借鉴国外处理检警关系的经验基础上，以检警一体化为基本思路对我国的检警关系予以改造和重塑。具体而言：
一是应当强化检察院的侦查权。回复旧刑诉法关于检察机关立案管辖权的规定，检察院不仅可以就渎职等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进行立案侦查，对于其它犯罪，如果检察院指令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检察院可以自行立案侦查；对于一些重大、疑难的案件，如果检察院认为由自己立案更为合适的，也可以由自己直接立案侦查。这样就可以防止出现公安机关对一些案件拒不立案侦查，而检察院却束手无策的情况。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赋予检察院侦查权应注意“度”的把握问题。前面已经指出，检警一体化虽然意味着检察院可以行使侦查权，但并不意味着检察院对侦查大包大揽，在各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检察院始终都是一种“第二次侦查机关”，检察院的侦查权更多的是一种补充侦查权；从检察院本身的资源和力量来看，它也不可能承担起主要的侦查任务。在实践中，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也应当作为一种补充性权力加以运用。
二是确立检察院的侦查指挥权。即检察院在进行侦查时，不管是自侦还是补侦，有权调动公安机关的刑事警察协助侦查，刑事警察有义务接受检察院的指令协助检察院侦查犯罪。公安机关应当按照检察院的指示、命令收集、调查证据。但是，确立侦查指挥权涉及检察院与公安机关的组织隶属关系问题。我国有学者主张将刑事警察从公安编制中剥离出来划归检察院系统，认为只有这样，检察院才能真正指挥、控制警察机关，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检警一体化。但是，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检警一体化，指的是检察院对警察机关在业务上的指挥、监督关系，而不是两者在组织上的隶属关系。从国外的作法来看，虽然认为警察机关是检察院的“辅助机关”，但这是指业务关系而言，在组织隶属上，警察机关也是独立的，例如在德国，“警察人员也非隶属检察机关之下，而是隶属各邦的内政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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