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功能而言，法律则将之列于检察机关之下”。[7]可见，主张检警一体化是组织上的隶属关系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实现检警一体化的另一个益处，就是可以解决当前关于人民检察院是否保留反贪机构设置的争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在案件的职能管辖上存在明确分工、互不隶属，公安机关负责一般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检察院负责侦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的犯罪案件。之所以如此规定：“一是有利于检察机关集中力量，对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等犯罪案件进行侦查，这对加强反腐败斗争有重要的意义；二是检察机关可以对公安的侦查加强监督，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作用。”因此，贪污犯罪案件的侦查职能一直是由人民检察院内设的反贪污贿赂局来行使的。但是，当前国内贪污贿赂犯罪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表现在：贪污贿赂案件逐年上升；作案手段日益复杂，并向多样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反侦查活动十分猖獗；犯罪分子合伙作案，行业犯罪突出；涉外案件增多。[8]这些犯罪情势的新变化，对检察机关的反贪侦查工作提出了挑战，因为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缺乏专门侦查机关所需的侦查技术和装备，由检察机关单独侦查此类案件，缺乏公安机关的配合和协作，势必造成检察机关“力不从心”的局面。加上人们普遍反映人民检察院在办理自侦案件时缺乏实质有效的监督。因此，理论界一直有人在呼吁取消人民检察院的自侦权，将其改造为一纯粹的公诉机关，首先就是要取消各级人民检察院内设的反贪污贿赂局，将这类案件的侦查职能划归公安机关行使，或者仿行香港的作法，成立独立的专门反贪污贿赂机构——廉政公署。对于这一改革方案，我们不赞成，因为当前反贪侦查模式的主要问题实际上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侦查力量不足，二是侦查制约不够。而这两个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检警一体化体制的导入而得到顺利解决：在检警一体化的体制下，检察机关可以指挥警察进行侦查活动，当然就使得反贪侦查的力量增强；同时，在实现检警一体化之后，检察机关成为侦查和控诉机关，不再承担侦查监督职能，对侦查程序的监督和控制，通过司法审查原则的引入由人民法院进行，这样，侦查监督的问题也顺利解决。
可见，实行检警一体化，是优化侦查程序结构、合理配置侦查职权的关键，也是我国侦查程序改革的突破口和侦查模式转型的契机。

（三）实现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化，由行政型侦查转变为司法型侦查
针对侦查程序缺乏监督制约的现状，我国学者提出的改革方案都趋向于加强检察院的侦查监督权。然而，我们认为，加强对侦查程序的监督制约离不开检察监督，但是加强检察对侦查的监督应通过“检警一体化”即通过赋予检察院立案控制权和侦查指挥权来实现，而不宜将强制侦查行为的审查权赋予检察院；面对司法审查机制不完善这一刑事诉讼制度的结构性缺陷，改革侦查程序的关键是摒弃由检察院来行使强制处分审查权的传统模式，在侦查程序中引入“中立性因素”，建立强制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机制，由作为中立第三方的法院来监督、控制侦查程序，只有采行司法审查原则，对侦查程序实行司法控制，才能有效制约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
在这方面，可以考虑引入侦查法官制度。所谓侦查法官，是决定在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与对人民基本权利的强制处分手段的法官。“在以往侦查程序是由检察官主导，而有关于刑事诉讼法上基本权利之侵害行为，亦是由检察官来发动，但是检察官所发动之刑事诉讼法上基本权利的侵害行为，亦必须由法官来审酌是否有其必要性，此乃意谓在侦查程序中，即有法官介入其中，此种法官当然并非对侦查程序全然不了解的法官，而是一种对侦查程序有所认知，且能对刑事诉讼法上基本权利侵害之侦查行为做出判断的‘侦查法官’（ermittlungsrichter）”[9]值得指出的是，作为检察审查机制发源地的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内关于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以及构建何种模式的检察院，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争论的焦点就是监督职能的存废或加强与削弱的问题。从1991年至1995年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的修改情况来看，新法虽然保留了检察院对逮捕的审批权，但是为了使这种逮捕措施能够得到正确的运用，避免造成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侵犯，新法规定了“被逮捕的人有权申诉并要求就羁押他的合法性和是否有根据进行司法审查”，有权进行司法审查的主体是被羁押所在地的法院审判员。审判员在收到申诉进行司法审查的申请后3日内，在检察长、辩护人、被羁押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参加下的不公开法庭上，对羁押的合法性和是否有根据进行审查。审判员在听取申诉人对其申诉论证和其他出庭人员意见之后，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撤销羁押并释放被羁押人的决定和驳回申诉的决定。对于审判员依照司法审查结果作出的释放被羁押人的决定，应当立即执行。[10]这样，作为检察审查机制发源地的俄罗斯就通过对逮捕增加事后司法审查程序，而将司法审查纳入了其诉讼监督机制的内容，这对保障公民人身自由无疑具有历史性意义。俄罗斯新刑诉法的这一变化，充分说明通过司法审查原则来保障诉讼中的人权已是世界各国的普遍作法和经验，对于这一趋势，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固步自封，继续停留在通过强化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来加强侦查监督的思维范式中，而应积极借鉴他国的经验，从总体上实现侦查监督机制的结构转型，着力塑造司法审查型的侦查模式。
为此，我们主张在我国建立预审法官或侦查法官制度。所谓预审法官、侦查法官，是指在侦查阶段，对侦查机关的强制侦查行为进行审查决定的法官。根据我国的情况，目前有三种较为可行的方案：一是在人民法院内部增设预审庭和预审法官，专门负责强制侦查行为的审查批准，类似与现在检察院的批捕科。二是由人民法院内部现有的业务庭兼任预审职能，如可以由现有的告申庭承担预审职能，因为基层法院的告申庭一般业务不多、任务不重，完全可以在不影响原有业务的情况下承担起预审的职能。三是由人民法院的刑庭的法官轮流、随机性地承担预审职能。但是，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案，都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诉讼职能的分离问题，为了防止控审不分造成法官先入为主形成预断，参加过预审的法官绝对不能再参与后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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