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到中国》，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6期。
[36] 在梁慧星教授起早先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大纲（草案）》第一编总则中，将权利主体置于权利客体之后，但在后来其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梁氏草案”）中，又将二者顺序调了个个。（参见梁慧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大纲（草案）》，载徐国栋编《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第17页；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梁慧星主持）：《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3页以次。）
[37] 同前注34，第172页。
[38] 王利明：《关于我国民法典体系构建的几个问题》，载《法学》2003年第1期。关于这一问题，学界颇有争论。有学者主张除损害赔偿之外，返还财产、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这些责任方式应当属于绝对权的请求权，坚持大陆法系的传统，认为侵权行为是债的发生依据之一；有学者主张建立统一的侵权责任方式体系，认为这些只是因侵权而必须承担的侵权责任而不是一种债；另有学者主张竞合适用。（参见魏振瀛：《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49页。）
[39] 王利明：《论中国民法典的体系》，载徐国栋编：《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第124—125页。
[40] 王利明：《合久必分：侵权行为法与债法的关系》，载徐国栋编：《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第332页以次。
[41] 同前注39，第123、126—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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