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这个关系的p值为0.005，说明统计显著。就是说，在样本范围内，与其它法系相比，死刑有相对较小的机会出现在大陆法系刑法中。接着，我们还考察了法系与刑法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28部大陆法系刑法中，有20部可以归入公权或亚公权刑法，占大陆刑法的71%。而17部英美法系刑法中，也有11部可以归入公权或亚公权刑法，占英美法系刑法的64%，这个差异在统计学上没有任何意义。就是说，我们不能说，何种法系影响下，更容易导致刑法的公权保护取向或私权保护偏好。

除了法系的影响以外，人们还会想到，自身的发展历史中，是否经历过封建君主集权时代，国家对生命的珍重程度可能不同。因而，刑法中规定死刑的机会也可能不同。但是，观察的结果是，除一个国家这方面记录缺失以外，在经历过封建君主王朝的27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刑法中规定有死刑，占37%而没有经历过封建君主王朝的22个国家中，也有9个国家的刑法中规定了死刑，占41%。两者几乎不存在统计上的差异，说明至少在样本范围内，有没有死刑与封建不封建无关。换个角度看，经历过封建君主集权时代的27个国家的刑法中，有18部属于公权或亚公权刑法。而没有经历过封建君主集权时代的22个国家的刑法中，也有15部属于公权或亚公权刑法。从比例上看均为三分之二，没有差异。可见，是否经历过封建集权时代，也无法解释刑法的价值取向更重于公权保护还是私权保护。

2．空间因素

除历史因素外，法还是一定地理空间中的法。在这方面，我们首先考察了死刑在世界各大洲的分布。结果是，除美洲和非洲的样本过少忽略不计外，亚洲11个样本刑法中有10部刑法都规定了死刑，欧洲21个样本中只有2部刑法中有死刑，大洋洲11个样本中有4部刑法中有死刑。这与上述法系传统的观察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印证，说明欧陆国家刑法对死刑的态度相对审慎。进一步看，有死刑的20个国家国土面积平均为2207518.4平方公里，而没有死刑的其余30个国家国土面积平均为1141383平方公里。尽管前者几乎相当于后者的两倍，但对该关系进行的t检验结果的p值大于0.05，说明我们还不能肯定，死刑国家都是国土面积意义上的大国。

3．人口因素

法律控制说到底是对人的控制，因此，人口因素也可能影响刑法的罪刑关系模式选择。在这方面我们的发现是：第一，20个死刑国家的平均人口为178498150人，而非死刑国家的平均人口为26620150人，前者是后者的约6.7倍。但要注意，该关系的t检验结果p值为0.08，略高于须小于等于0.05的要求。因此，我们只能有条件地说，死刑国家基本上是人口大国。为慎重起见，我们又测量了有死刑国家的人口总数与刑法中死罪个数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是，两者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46,p值＝0.04，说明人口总数的多少不仅与死刑的有无有关，还与死刑数的多少呈显著正相关，说明人口越多不仅越可能有死刑，[17]死罪的数量还越多。第二，样本中死刑国家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91人，而非死刑国家的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150人。但t检验结果显示，这个差异并不显著。所以，当我们说死刑国家的人口密度较大时，也要注意到这个事实。第三，除14个国家的数据缺失以外，在29个城市人口多于农村人口的国家中，有8个国家规定了死刑。而在7个农村人口多于城市人口的国家中，就有4个国家规定了死刑。可见，死刑现象还有可能与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有关。第四，除13个国家的数据缺失以外，在29个人口老龄化社会中，有7个国家规定了死刑。而在8个非老龄化社会中，也有6个国家规定了死刑。这个关系的p值为0.02，这说明，刑法的严厉性程度与人口的老龄化程度之间很可能有关，其中的原因很值得做深入研究。第五，公权或亚公权刑法国家的人口总数均值为104631934人，而私权或亚私权刑法国家的人口总数均值仅为58454438人。进一步看，公权或亚公权刑法国家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89人，而私权或亚私权刑法国家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02人。尽管这两个差异的t检验结果显示p值都大于0.05，但我们仍有理由注意到这些差异。就是说，公权或亚公权刑法国家很可能人口多，密度大。而私权或亚私权刑法国家更可能人口相对少，密度小。总之，很难阻止人们相信人口因素对刑法绝对严厉性和相对严厉性的显著影响。

4．民族因素

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刑法还可能与民族问题有关。数据显示，第一，有数据的18个死刑国家中，民族的数量平均为54个，而有数据的29个非死刑国家中，民族的数量平均仅为17个。[18]该关系的t检验p值为0.08，略高于统计学要求。所以，我们有一定理由说，死刑国家的民族异质性程度很可能大于非死刑国家。第二，有数据的16个死刑国家中，最主要民族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平均为78.7%，而有数据的26个非死刑国家中，最主要民族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平均为90%，有的甚至是单一民族国家。其t检验的p值为0.07，略高于统计学要求。这个结果为上述民族数量的观察提供了某种佐证，同样引起我们关于刑法严厉性程度与民族结构之间关系的浓厚兴趣。第三，公权或亚公权刑法国家民族数量平均为13个，而私权或亚私权刑法国家民族的数量平均为62个。这个差异的t检验结果十分显著，p值小于0.05。此外，公权或亚公权刑法国家中，最主要民族所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为88%，而私权或亚私权刑法国家中，最主要民族所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为79%，但其t检验结果不够显著。这些事实意味着，民族异质性越强的国家，刑法越可能规定死刑，同时也越可能选择私权保护的价值倾向。相反，民族同质性越强的国家，刑法规定死刑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同时选择公权保护价值倾向的机会也较大。

5．经济因素

我们已经发现，犯罪率高低乃至刑事司法的宽严都与经济发展程度有关，[19]但尚无证据表明刑事立法是否与经济发展有关。于是，我们对死刑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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