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法官都尽量避免适用滥用职权作为做出判决的理由。（3）影响效力最弱的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这三项，它们不但不具备对判决的波及效力，即对行政主体相同行政行为无示范性的影响力，甚至其判决的拘束力的影响也仅限于从法律形式上结束本案，而无法阻止行政机关在判决之后，在改变前诉中被诉理由的情况下，做出与前诉同样的行政行为，这无疑于使原来被否定的行政行为“死而复生”。例如，对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理由，被诉行政机关完全可以改变法律依据；对于因主要证据不足而败诉，被告可以在随后把主要证据搜集充足；对于法定程序错误败诉则只需变换一下程序，就可以在判决生效的情况下仍然做出与被否定的行政行为相同行政行为。所以，不同的判决理由对判决效力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

明确了行政诉讼法定判决理由的这些特点有利于分析行政诉讼案例，有利于行政纠纷的彻底解决。这些我们也可以从司法实践中感受得到，例如在“陈某诉某地方税务局违法纳税及强制措施案”16中，原告为什么在一审被诉行政行为撤销的情况下仍然还要以“超越职权”理由提起上诉呢？原因就在于超越职权法定理由支持下的判决的效力要高于以其他理由支持的判决之效力。在该案中，尽管一审以“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不当”理由撤销了被诉行政行为，原告获得了胜诉，权利得到了保障，但是，由于被告完全有可能在查清事实、变换适用的法律的情况下，继续对当事人征税，即作出与被诉行政行为相同的行为，所以这种权利救济是不彻底的，原告的胜诉是暂时的。因为被否定的行政行为是假死亡，它完全可能在借助于被告的查清事实和变换法律依据而投胎转世获得“重生”，但是，若该被诉行为是以“超越职权”理由而被判决撤销的话，表明被告根本就没有实施该行为的职权，那么，无论被告再如何努力，它都无法使得被撤销的行为“还魂”，而且超越职权支持下的判决的波及效也间接地否定了被告此前对原告和与原告同等地位相对人的同类行为（如果有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原告在胜诉之后，仍然“剩勇追穷寇”的原因。

三、法定判决理由应具有既判力

上述陈某诉某地方税务局案的二审以毫无悬念的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方式结束了。为何出现如此结局呢？因为在当前的行政诉讼中没有依据行政诉讼法定判决理由的特点而赋予其既判力，使得法定判决理由尽管对确定判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但是却因其不具有既判力而不能成为诉讼的靶子，使其躲在判决背后而“有权无责”。从理论上说，判决具有拘束力、形成力、执行力和既判力，但是，只有既判力是每个判决都有的，具有法律意义上明确的规范效力。17既判力概念源于民事诉讼，在行政诉讼中是指确定的终局行政判决所裁判的事项（即诉讼标的）对当事人和法院所产生的强制性的约束力、通用力，18其旨在赋予司法判决定纷止争，防止程序重开的效力。本文主张赋予法定判决理由以既判力，是从另一个角度，即从法律形式上影响当事人的权益方面考虑的，因为，只有赋予法定判决理由以既判力，才能在法律上明确其对当事人的权益造成影响，从而在上诉或者是再审程序中被认为具有诉的利益而进入新的诉讼程序，从而使行政纠纷得到彻底解决。其理由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量。

第一，法定判决理由对判决结果具有极大的制约作用。法院依据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所作的判断分析理由其实就是为了进一步推导出法定的判决理由并进而作出判决。从确定案件的性质方面来说，法定判决理由的意义重要于判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行政诉讼法已经明确规定了在撤销之诉中，只要行政行为符合法定判决理由中的任何一种或几种，行政行为必然会被否定（无论是被撤销或者是被确认违法），判决只不过是对性质已被确定的案件之水到渠成的、自然而然的具体安排而已，例如法定判决理由认定某个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那它一定被撤销或者被确认无效（此处的确认无效通常出现在情况判决中），反之，就是驳回诉讼请求或者维持判决（此处之所以谈及维持判决，是因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该类判决，并不表示笔者对该判决类型存在的合理性不予置疑），判决只是法定判决理由必然结果的外在表现，有什么样的法定理由，必有什么样的判决结果，所以，在此种程度上说，法定判决理由决定着判决结果。如果我们对判决背后的法定判决理由的这种作用视而不见，不赋予其与确定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既判力，那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行政纠纷。

第二，法定判决理由具有诉的利益。法定判决理由具有进一步明确判决性质的作用。如果赋予其既判力，不仅司法程序的最终结果———判决被固定，而且该判决的性质也得到固定，这是从更深层次上对行政法律关系的裁定。如果把行政判决主文比作刑事诉讼的宣告被告有罪与否的判决的话，那么法定的判决理由就如同对具体“罪名”的宣告，即刑事诉讼判决中的“罪名+量刑”相当于行政诉讼判决中的“法定判决理由+判决主文裁决结果”。刑事诉讼判决主文中含有对罪与非罪的认定以及罪名的宣告，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不仅对量刑可以上诉，也可以对“罪名”提起上诉，因为不同的罪名关涉到被告可否“减刑”、“假释”，甚至关涉到对当事人的道德评价。这说明“罪名”对当事人来说具有诉的利益，所以，应该赋予其相应的上诉救济措施。同样，由于行政诉讼中相当于“罪名”的法定判决理由关涉到判决的既判力的彻底性和其相应的波及效，这些对当事人来说也具有诉的利益。从“无利益即无诉权”19的反面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存在诉的利益就应该有诉权。如果赋予法定判决理由以既判力，它就名正言顺地影响当事人的权益，法院如果在判决中对当事人提出的法定判决理由回应不当或者不予回应，当事人的上诉就不再是徒具诉讼程序“形式”上的意义，即提起上诉然后被几乎毫无悬念地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而是因“新的理由”而具有“胜诉权”。这才是从根本上保障了当事人的诉权。

第三，赋予法定判决理由以既判力有利于行政诉讼目的的实现。行政诉讼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和监督行政，从而解决行政纠纷。由于法定判决理由没有被赋予既判力，没有明确影响原告利益的外部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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