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方法：坚持之前的宪法价值可以维持宪法的稳定性、确定性和可预测性，除非必要，尽量少的打乱宪政主义，允许依据之前大法官的判断和经验作出新的判决；伦奎斯特、斯卡利亚和托马斯认为推翻不正确、不合理的决定可以更好的保护最高法院决定的合法性、复兴特定的宪法价值，是否推翻它们取决于推理的说服力和可预见性的未来最高法院能否出现稳定的多数保守派的可能性。最终奥康纳、苏特和肯尼迪大法官提出了法院意见，认为遵循先例原则要求最高法院在本案中重新确定罗伊案中就妇女的堕胎权所进行的宪法解释。伦奎斯特、斯卡利亚和托马斯大法官就该法院意见发表了赞同意见。由此可见，遵循先例原则并未丧失其在宪法案件中约束最高法院解释宪法的作用。
五、结论
宪法解释具有创造性，尤其在通过宪法修正案的程序极其困难以至于近乎不可能的美国的宪政实践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虽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具有创造性的宪法解释纷繁复杂，但是其主要体现在司法审查权、三重审查标准、选择性吸收理论、推翻先例和创造新的公民权利这五个方面。从达至具有创造性的宪法解释的具体方法来看，是以非原旨主义的宪法解释方法为主，但原旨主义的宪法解释方法同样会带来具有创造性的宪法解释。原旨主义具有天然的民主合法性，有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会借助原旨主义的外衣来掩饰其宪法解释的创造性。具有创造性的宪法解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也有消极性的一面，可能会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威信扫地。因此我们应该从正反两反面客观的评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具有创造性的宪法解释方法。宪法解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不断地解释与再解释宪法，为宪法文本提供按宪法的原初理解所不能提供的新意义，从而使得经历了200多年的美国《联邦宪法》在仅仅通过了27条宪法修正案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在为今很好地发挥调控的职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曾经也将永远具有创造性，只有如此它才能为宪法提供与时俱进的内涵。
最高法院到底是如何通过非原旨主义的宪法解释方法创造了宪法文本的意义呢？以1965年的格里斯沃尔德案为例，上文中已经提到，该案创造出了宪法文本中并未提及的隐私权。道格拉斯（douglas）大法官代表最高法院发表了法院意见，他指出，《权利法案》中的明示权利之间存在暗影，这些暗影是由这些明示权利的扩散而形成的，并赋予它们生命和内容。各种明示权利产生了隐私区域。比如，包含在《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暗影中的结社权；《第三修正案》禁止未经主人允许在和平时期于任何房屋中驻扎；《第四修正案》规定了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第五修正案》禁止自证其罪条款给人民创造了一个隐私区域，在该区域中人民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4］。道格拉斯大法官的意思是第一、三、四、五修正案的制宪者在上述这些条款中隐含规定了隐私权，然而他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制宪者有此意图。事实是，道格拉斯大法官通过结构主义的解释方法，在宪法第一、三、四、五修正案之间创造出了隐私权。虽然道格拉斯大法官并未通过原旨主义来“民主合法化”其宪法解释的创造性，但是他至少还是以宪法文本为解释的对象与依据的。有时，最高法院会明确的抛开宪法文本，比如上文中提到的布朗案。在该案中最高法院以19世纪和20世纪美国的公立学校的教育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为由，认为《联邦宪法第14修正案》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即从不禁止公立学校中的种族歧视到禁止。这种宪法解释的方法是非原旨主义的一种，即把宪法文本看做是一种活的文件，即使是没有通过修正案，其意义也会随着最高法院所观察到的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四、对最高法院宪法解释的创造性的评价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最高法院具有创造性的宪法解释的结果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具有建设性的意义，比如布朗案推翻了公立学校中的种族歧视，促进了种族平等以及人权事业的发展；一方面又具有消极性的后果，比如洛克那时代的一系列判决，最高法院对契约自由理论的崇拜和坚持阻碍了新政的顺利进行，最终使得最高法院名誉扫地。因此，我们应当以客观中立的视角来评价最高法院宪法解释的创造性问题。
最高法院具有创造性的宪法解释，尤其是当该宪法解释的后果是消极性的时候，最高法院是否是完全不民主的？本文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第一，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虽然是终身任职的，但是提名大法官的总统却是民选的，由此可见，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的提名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基础；第二，大法官被提名之后，需要经过参议院听证会的批准，才能正式上任，因此其批准任命亦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基础；第三，虽然大法官是终身任职的，但是其并非不受到任何的限制，比如宪法修正案就可以推翻最高法院对宪法文本进行的解释、参议院可经过弹劾程序对行为不端的大法官进行罢免等；第四，虽然宪法修正案通过的难度极高，但是当最高法院所犯的错误是人民无法容忍之时，通过宪法修正案的程序还是能很快地启动，并可推翻最高法院对宪法文本的解释。比如，《联邦宪法第11条修正案》推翻了1793年奇泽姆案［23］中最高法院有关司法权的宪法解释；《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推翻了1857年斯科特案［24］中最高法院有关奴隶制的宪法解释；《联邦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一款推翻了1857年斯科特案中最高法院有关黑人不是美国公民的宪法解释等。如果最高法院所犯的错误并未引起“民愤”，即该错误不至于导致相应的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但是如该错误却不在总统的容忍范围之内。此时，总统会通过提名他认为可以推翻他不赞同的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的人选进入最高法院，通过改变最高法院内部的人员结构，从而使得最高法院在日后的类似宪法案件中可以推翻之前的先例。比如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就是带着推翻罗伊案的任务进入最高法院的。有时，即使最高法院内部人员并未发生变化，但是最高法院也会及时更正自己的“错误”。比如，洛克那个时代前后的休斯法院。首席大法官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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