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
主要表现为“村官”的黑恶化和黑恶势力的“村官”化。“村官”的黑恶化是指农村党政干部向黑恶势力蜕变，这种蜕变不仅表现为他们作为黑恶势力的背景而存在，而且还表现为他们的施政行为在方式和性质上已具有黑恶势力的基本特征；黑恶势力的“村官”化则主要是指一些农村黑恶势力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进入村两委会获取合法外衣，并运用手中掌握的基层政权从事罪恶勾当。如2006年打掉的昆明市东川区朱xx恶势力团伙中，团伙主要成员朱xx、王x系铜都镇人大代表，黄xx系碧谷镇人大代表，团伙成员张xx系村文书、李xx系村组长，自2001年纠集东川区铜都镇起嘎、龙潭等村的社会闲散人员和两劳人员，涉嫌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冲击国家机关、故意伤害、滥砍滥伐破坏国家森林资源等多起恶性案件，致伤33人，严重扰乱了当地社会治安秩序。
（三）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特点。
从组织构成上看主体成员构成相似的特点：
一是本地人多。无论是恶势力首要分子还是盲从的外围人员，基本上是本地人。
二是社会闲散人员多。团伙成员大多无正当职业和谋生技能，成天四处游荡，不务正业。
三是年龄结构低。团伙成员向低龄化发展，有的甚至是在校初、高中学生。
四是文化水平低下者居多。团伙成员文化素质普遍低下，缺乏社会公德，法制观念淡薄，谋生技能差，大多染有赌博、嫖娼、打架斗殴、好吃懒做的恶习，他们讲究哥们义气，崇尚外国黑社会、帮派中“亡命徒”式的行为模式，把吃喝玩乐、享受和称雄称霸作为追求目标。
五是有“前科”的人员多。多数恶势力成员是有前科劣迹的“两劳”释放人员或被刑事拘留、治安处罚过的违法犯罪人员，有的甚至是“二进宫”、“三进宫”人员。这些人都是经过打击处理却劣性不改，甚至以此为“炫耀”资本的人员。调查表明，恶势力成员中受过打击处理的人员越多，或恶势力头目的劣根性越重，其恶势力团伙的“恶”性程度越大，社会危害性越严重。
（四）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活动区域当前我市农村黑恶势力活动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经济相对发展的乡镇、城乡结合部、乡村集贸市场。
二是在饭馆、歌舞厅、网吧、电子游戏室、洗浴及其他娱乐服务等治安复杂场所，这些地方是其侵害和活动的主要场所。
三是矿山、建筑、征地、交通运输及一些季节性的水果、野生菌、蔬菜等行业。如晋宁县苏xx恶势力团伙，该团伙为了垄断段明村、双龙湾等地的野生蘑菇生意，采取殴打、威胁和干扰等手段，不许其他商人收购，强迫村民以低价成交。又如东川区郭xx恶势力团伙，该团伙在汤丹镇进行非法采矿、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强取豪夺等违法犯罪活动。
四是云南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这些民族与周围的汉族之间，可能因信仰、习俗、土地纠纷、邻里纠纷、债务纠纷等各种各样的矛盾引发冲突，以致形成恶势力犯罪团伙，若处理不好各民族之间的问题，极有可能引发更大的群体性事件。如石林县以敖xx为首的汉族恶势力团伙，与以李x为首的彝族恶势力团伙之间，因争地盘、充老大、争女友等原因相互多次发生械斗并涉嫌多起伤害案件。
二、云南省公安机关打击农村黑恶势力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防范基础工作薄弱，导致农村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难以及早发现。
黑恶势力团伙并非一日形成，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而这一演变过程使其具有长期性、隐蔽性强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运用严密的防控体系、坚实的基础工作在源头上控制黑恶势力团伙的形成，以免其形成气候造成危害。但从调查的情况看，基层工作中存在对刑释解教等重点人口及其他列管工作对象控制管理不到位，对辖区的出租房、娱乐场所以及流动人口管理存在漏洞等问题，特别是流动人口中无固定居所、无固定职业的高危人群或受过打击处理的人或有涉恶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倾向的人不能完全发现并列管掌控。
一些农村黑恶势力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由于基层公安机关对黑恶犯罪性质特征不熟悉，加之农村地区是典型的熟人社会，民警和当事人双方都是熟人，有的甚至是亲戚朋友等，因而对一般的治安案件能调解就调解，尽量不伤和气导致警方不得不在一些案件上有所妥协，致使一些农村黑恶势力难以及早发现。
（二）对黑恶犯罪的定性需要大量证据支撑，实际操作中难于准确把握。
首先，黑恶势力为规避法律，常打“擦边球”，有组织地做一些违法但不构成犯罪的事，对群众形成心理控制，扩大团伙影响力。如果孤立看待这些行为，很难认清其整体危害性，常常只进行简单的治安处罚，不纳入刑事侦查的视野，不利于对黑恶犯罪准确定性以及以后的定罪量刑，不利于将黑恶势力消灭于萌芽状态，不利于从根本上摧垮黑恶团伙。
其次，一些涉恶团伙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雏形，由于前期准备不充分、力量投入不足、办案经验欠缺、主观认识不到位等方面的原因，不能准确定性，把本应该是打黑案件当成一般的恶势力案件进行侦查。随着侦查的深入，逐渐意识到案件的重大时，大量证据已经遗失，一些同案犯罪嫌疑人已经潜逃，打击的最佳时机已错过。
而为突出打黑除恶这一工作重心，则容易将所有团伙犯罪都朝着涉黑涉恶方向侦查，从而常产生两个弊端：一是战线拉得过长，遍地开花，人人负重，办案成本高，办案效果差，不利于充分利用有限警力重点打击；二是随着侦查的深入，黑恶的定性如果在预审、起诉或审判环节被改变，将影响办案部门和民警的积极性，不利于专项行动的顺利开展，社会效果也不佳。
（三）侦查期限短，法定期限内难以侦查终结。
法定侦查羁押期限短是制约黑恶案件侦办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安机关侦查办案，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提请逮捕、逮捕、延长侦查羁押期限、起诉后补充侦查这几个阶段。对于一名犯罪嫌疑人，侦查期限逮捕前最多37天，逮捕后起诉前一般最多7个月，移送审查起诉后退回补充侦查最多有2个月。因此侦办团伙案件，自第一个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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