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十分明确，又使责任的有无、风险的分配清楚无疑，善后工作便较为顺利和妥当。

与此有别，关于风险负担规则，中国《合同法》未设立统一的规则，只在买卖、租赁、技术开发合同等场合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例如，在买卖合同场合以交付主义为原则（第142条、第144条、第145条等），但因买受人的原因致使标的物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交付的，买受 人应当自违反约定之日起承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第143条）；在租赁合同场合采取出租人主义（第231条）；在技术开发合同场合分配风险的依据，依次是约定、交易习惯、合理分担（第338条第1款）。在承揽、建设工程、技术转让、保管、行纪等合同场合则欠缺风险负担规则。在货物运输、仓储等合同场合的风险负担采取的是何种主义，尚不明确，需要解释。《合同法》第311条关于“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 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既是承运人的免责条件，同时属于不完整的风险负担规则。所谓不完整，是指它未明确由谁负担风险。如果承运人对于货物的毁损、灭失既不负责赔偿，又不退还运费，那么，风险由托运人负担；如果承运人只是 不负赔偿责任，运费必须退还给托运人，那么，风险负担采取的是承运人主义。《合同法》第394条后段关于“因仓储物的性质、包装不 符合约定或者超过有效储存期造成仓储物变质、损坏的，保管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内容属于保管人的免责条件，同时应当为不完整的风险负担规则，其不完整同样指未明确风险由谁负担，需要结合个案予以解释，才会补正成完整。如果保管人不但免负损害 赔偿责任，而且有权保有仓储费，则它采取了存货人或仓单持有人负担主义；如果保管人只是免负损害赔偿责任，无权保有或请求仓储费，则它采取的是保管人主义。

在法律未规定、当事人也未约定风险由谁负担或规定的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合同自动解除虽然可使合同归于消灭及其始点变得清晰，但风险却往往难以令人满意地被自动分配，只有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或按照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确定了风险由谁负担，才会使问题得到 全部解决。如此，仅就彻底地解决问题而论，自动解除与通过解除程序使合同消灭时常没有区别。此其一。自罗马法以来，不可抗力都是关于民事责任是否免除问题的制度，其自身并不当然地与合同解除相联系。即使是中国现行法也未否认不可抗力为免责条件，《民法 通则》只明确了不可抗力免责条件的性质和作用（第107条），未言及不可抗力与合同解除制度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立法分工和立法技术的 原因使然。《合同法》因其必须设置违约责任及其免责条件、合同解除等制度，加上立法政策的缘故，于第94条第1项规定不可抗力致使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场合，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于第117条规定，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当事人 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由此使得不可抗力成为影响合同效力和减免民事责任的原因。在理论上，何种场合部分免责，何种情形全部免责，至今未形成共识。〔2〕267－269在实务中，债务人在个案中是否承担责任、承担多大的责任，具有不确定性。 在这种背景下，自动解除虽然可以清楚地界定合同消灭及其始点，但债务人是否因不可抗力而免责或免责的范围有时仍不明确。也就是说，干脆利落地了结合同关系的目的至少可能部分落空，还需要依据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或双方当事人的合意确定民事责任问题。这 在实际效果上与采取解除程序相差无几。此其二。日本等国家或地区的规定及其理论，是他们的，不一定中国亦然，关键要解决问题，在风险负担规则欠缺时，不协商如何办？境外的规定及其学说，为论者所用，并非作为非如此不可的根据。不是吗，德国采取物权行为的 无因性，韩世远教授就没有接受，日本通说不采物权行为独立性和无因性，韩世远教授亦未遵循。此其三。在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上， 韩世远教授特别欣赏并倡导“再交涉义务”，强调双方当事人就合同内容重新协商。〔3〕不可抗力作为合同解除的条件，情况与情事变 更原则极为类似，却不赞同双方当事人协商合同解除的后果，前后不一。此其四。
至于韩世远教授关于采取合同解除模式，“从反面讲是赋予其权利保持合同效力（即不行使解除权），而这样做实际上已经没有意义了” 的观点，笔者认为，站在解释论的立场上，应当这样认识：（1）有无意义应当就解除模式的整体观察，仅从保持合同效力一面得出结论，可能是片面的。从上文的“此其一”和“此其二”的讨论中可知，在中国现行法关于风险负担规则存在欠缺及个别模糊和不可抗力免责 不完全明确的情况下，无论是运用解除程序还是采取自动解除模式，实际效果时常相近，这就表明解除模式具有意义，而非“实际上已经没有意义”。（2）不仅如此，解除模式还有积极的价值，即，由于有了解除程序，当事人双方能够互通情况，互相配合，积极采取救济措施，因此具有优点。对此，请注意《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6.2.3条第1款）、《欧洲合同法通则》（第6.111条第2款）在情事变更 原则的效力方面增加了当事人的再交涉义务这个动向。再交涉义务使得双方当事人协商处理善后事宜，所定方案可能更加符合实际情况，更加具有操作性，便于执行。这与适用解除程序解决不可抗力等客观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问题，有异曲同工的意味。韩世远教授自 己不是欣赏和倡导再交涉义务、先让当事人各方协商吗？！（3）解决不可抗力或其他意外事故造成的合同不能履行问题，采用合同解除的方 案，不独中国法如此设计，普通法早就确立了这种模式。假如它果真“没有意义”，可能早就被普通法修正了。（4）既然合同已经因不可 抗力而不能履行了，保持合同效力反倒东施效颦。这似乎是解除模式的缺点，但称其有缺点，也主要是按照形式逻辑思考所得出的结论，是把当事人各方当成非理性、漠视自己权益的人看待的结果。如果立足于实质的层面，我们会发现，由于不可抗力作为合同解除的条 件，是赋予各方当事人解除权，任何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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