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农民工题材小说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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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及主题分布的集散。
种种原因决定了底层叙述与叙述底层二者把握生活方式的差异。底层叙述，是先有生活，再有创作，即先有务工经历，然后有“心”，进而“我手写我心”，而叙述底层则是先有“心”(理念)，后有生活，即先有创作理念，再根据具体理念去寻找生活，这种“发掘”生活的方式很有按图索骥的味道。前面已经谈到，底层叙述与叙述底层分别隶属于草根创作与精英创作，事实上，草根创作与精英创作是两种有着某种本质差异的创作：草根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民工潮”的萌发而滥觞，而精英创作则在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关注三农问题”、“关注底层”、“构建和谐社会”等政治社会学理念的流行而勃兴，二者在上世纪末“邂逅”而形成创作潮流，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二者的本质差异之一是：底层叙述讲述的“底层”自身的生活经历，其核心部分是“底层”自己的“血泪史”——周崇贤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曾愤怒地呼喊：“有谁明白我的调侃我的牢骚我的诅咒我的破口大骂都是泪水浸泡着的?又有谁理解?”这种呼喊从侧面体现出“我手写我心”的真实与真切；而叙述底层则是演绎概念——随着现代化的迅速推进及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庞大的底层迅速形成，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这种特殊的现实为精英群体提供了“三农问题”、“底层关怀”、“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创作母题或可资凭借的创作理念，因此，作家们或出于人文情怀，或出于争夺话语权，或出于“美学突围一，先后纷纷加入描写农民工务工生活的行列。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找到叙述底层演绎具体理念的痕迹。一是叙述底层的主要作品与时髦政治社会学理念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例如，《谁能让我害羞》、《北京的金山上》、《廊桥遗梦之民工版》、《麻钱》、《颜色》、《坐上吉普》、《马嘶岭血案》、《不许抢劫》、《幸福的肾》、《明惠的圣诞》、《桑拿》、《虫子回家》、《发廊》等作品等共同主题与关注弱势群体或关注底层理念有着内在的呼应关系，《老笑》、《不许抢劫》、《蚂蚁上树》、《民工》、《绑架》、《故乡在远方》、《扁担》、《创可贴》、《城市里的一棵庄稼》、《寂寞嫦娥》、《芝麻》、《二的》、《民工沈三的清白》、《傻女香香》、《子弹》、《沉默权》、《悲恸之地》、《富人区的卖花女》、《粉刷工吉祥》、《包工头要像鸟一样飞翔》、《找打》等作品的主旨与构建和谐社会倡导有明显共通之处，而《花牛亡子的春天》、《狗村长》、《找啊找》、《柳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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