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农民工题材小说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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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衣、食、住等基本生存目标而奋争”，而精英创作则是“在写作中生存”，即写作是“作家”的生存方式与“生命过程”，叙述底层仅仅是他们实现自己人生过程的途径之一，因此他们没有“为衣、食、住等基本生存目标而奋争”的急切与焦虑，他们书写底层“注定是俯瞰式的”。这种俯瞰的叙事姿态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一是叙述人的超然：无论采用什么人称，叙述底层“隐在”的叙述人都是第三人称的——叙述人以职业的目光注视芸芸众生，显现出一种超脱自身利害得失的冷静。二是将农民工的苦难抽象化。这种抽象化有两种途径：或从自己所把握的生活中提取某种形而上的理念，或从“构建和谐社会”、“关注底层”等时髦的抽象理念出发去描写农民工。例如，白连春的《抢劫》与许春樵的《不许抢劫》都写农民工在都市生存的艰辛与社会对待农民工的不公及农民工“被动犯罪”的必然性，但与白连春为农民工的都市生存而撕心裂肺的呼喊不同，许春樵在强调农民工的利益的同时，从梅来抢劫出租车司机和杨树根等人绑架赖账工头等事件中从容地提炼出倡导社会公平与“构建社会和谐”等理念，强调经济秩序的改善与“社会和谐”的内在关联，其整体叙述带有明显的形而上“宏大叙事”特征。
自诉与代言这两种叙述姿态有着明显的情感差异。在描写农民工群体都市生存困窘及展示社会对待农民工不公的作品中，这种叙述情感差异表现得尤为明显，此时，底层叙述的激愤与叙述底层的平静形成鲜明对比。例如，对于农民工的生存艰辛与苦难的描写，底层叙述总是伴随着严厉的指责与愤怒的抨击，此时，都市管理者或当今制度文化往往成为自诉叙述人怒火倾泻的对象。例如，在鄢文江的《徘徊在三岔路口》中，地方行政力量与公安力量实际上参与了无良厂主邵老猫对外来农民工的欺诈、压制，对工人进行劝说训导的公安局局长被夸张地描写成一个蒙骗民工、颠倒黑自、曲解《劳工法》的小丑，而民警则成为为非作歹的工厂保安的帮凶；经过众多作家夸张的渲染，东莞樟木头收容所成为令农民工闻之丧胆的集中营——在王十月的《厂牌》中，丢失厂牌与身份证的打工妹李梅因 害怕被遣送樟木头，宁愿接受同胖子治安员“睡一晚”的条件，周崇贤的《黑蝴蝶满天飞》中有这样一段人物内心独白：“好心的朋友告诉我，要介入特区生活，你必须躲避樟木头。我一边点头，一边在心里骂娘。樟木头，不言而喻，那是一个令异乡人恐惧的地方。我小心翼翼地行走在特区之外，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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