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农民工题材小说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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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决定了底层叙事的焦虑的现世性，而“在写作中生存”的精英立场决定了叙事底层的现代性焦虑。现世性焦虑是一种由当下农民工生存境况生发出来的文化心理或文化情绪，其基本特点是世俗性与现实性。现世性焦虑主要体现在底层叙述对生存权与人格平等的吁求中。《林花雪的户口难题》(吕啸天)、《经过》(钟道宇)等作品通过对现行户籍制度的合理性的质疑，强调了农民工的都市居住权及对现代化成果的分享权，而《烂尾楼》(王十月)、《黑蝴蝶满天飞》(周崇贤)等作品通过对现行城市治安管理制度的质疑而呼吁农民工的都市居住权及谴责“查三证”等管理行为对农民工生存权的侵犯。人格平等的吁求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抗议“经济强权”对打工人的人格尊严的践踏，如《下一站》(张伟明)表达宣泄了对“资方”以势力欺人行径的忿恨，《这里没有港湾》(黄秀萍)、《默默拥有自己》(梦溺)、《匆匆掠过爱情》(罗迪)等一系列作品对那些凭借“资本权利”肆意占有打工妹的男性(如老板、经理、厂长等)进行了鞭挞，二是谴责资本拥有者依仗政治特权对打工人的人格践踏，如黄岸贤在《白领丽人》中谴责台湾商人的政治优越感，张伟明在《下一站》等作品中痛斥香港上层管理者在内地工人面前飞扬跋扈。黄岸贤在作品中通过人物之口这样痛斥数典忘祖的的台湾老板：“这是什么人的地方，不外乎都是中国人，或许你聪明然而大家也都很聪明，更多的原因是幸运的成为一个老板还有看准了国家优惠的投资政策及漏洞百出的劳工制度，部分同胞的贫穷。这一切足以令你们轻视了么?”很明显，与现世性焦虑紧密关联的是农民工的当下生活与自身利益。现代性焦虑出自精英作家对出自现代化进程中 出现的种种问题的关注，主要表现为对由工具理性支撑的现代性的疑惧，一种文化层面的忧虑。这种文化层面的忧虑在创作中主要通过揭示与农民工的都市生存关联的种种矛盾而体现出来，如劳资冲突(如资本权利的无限扩张与农民工维护自身生存空间的冲突、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与农民工固守生存底线的冲突等)、城市的社会排斥文化排斥与农民工应激反应的冲突、农民进城与城市承载能力的矛盾、农民工价值系统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激进与保守的冲突等。在这些冲突或矛盾中，揭示矛盾冲突隐含的历史悖论集中体现了叙述底层的现代性焦虑。例如，《泥鳅*(尤凤伟)、《沉默权》(梁晓声)、《桑拿》(邓刚)、《虫子回家》(席建蜀)，《发廊》(吴玄)、《大堂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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