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农民工题材小说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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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建筑业工人等)等五个大类，其中在工业和建筑业就业的人最多，“生产工人”所占比例为45.28％，吕学静等学者提供的数据是“农民工占加工制造业职工总数的60％、建筑业的80％、服务业的近50％”，而从事“家政”等“城市社区服务业”工作的人只占15.3％。蔡学海从从业“频次”(即从事某种职业的“人次”或“频率”)角度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是是：农民在工地、码头、工厂等地方从业的频次最高，“农民的第一职业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临时工、技术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工人，三类职业的人数合计占总体的百分比为83.2％……也就是说，大多数进城农民的职业主要是临时工、技术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工人，如码头上的搬运工、工地上的泥水工、企业中的打工仔、餐馆中的打工妹”，而从事“家政”、“废品回收”的人数最少，其“频次”分别为5％和1％。
毋庸讳言，底层叙述与叙述底层的两种叙事主体对生活的占有有着明显的多寡区别。底层叙述是叙事主体讲述自己的打工经历与打工见闻，是一种亲历性叙事，而叙述底层的叙事主体所把握的打工生活主要来自新闻媒体的报道与道听途说，“文学想象”在其叙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叙述底层实际上是一种想象性叙事。尽管“打工”现象在19世纪初就出现了，尽管现代文学阶段出现了描写“农民进城”的作品，但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生活的出现、城乡矛盾的激化及与之相关描写的出现，是近二三十年的事，这就意味着已有的文学创作不能为叙述底层提供“间接生活”，而对当今绝大多数作家(尤其是“城裔作家”)而言，“体验生活”已经成为一种勉为其难的活动，因此“想象”成为叙述底层用来建构打工生活的重要途径或方式。亲历性叙事与想象性叙事决定了各自的题材侧重。底层叙述的亲历性叙事侧重于“核心题材”，《别人的城市》(林坚)、《我们的INT))(张伟明)《我要——活——下——去》(周崇贤)、《徘徊在三岔路口》(鄢文江)、《逃出工厂的那个晚上》(刘亚波)等直接正面描写工地生活与车间或工作间劳作的作品在底层叙述中占有较大比例，叙事主体一般以工地生活与车间或工作间劳作来演绎三大基本主题。与此相反，叙述底层的想象性叙事侧重于发廊按摩院生活、家政工作、护理工作等边缘题材，甚至收荒等“边缘工作”在其整体描写中也占有较大比例(长篇小说《高兴》、中篇《我的破烂生活》、《北京的金山上》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在叙述底层的范围内，描写发廊按摩院生活的作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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