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国民性批判到社会性批判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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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死亡叙事来披露死亡的形成过程，直接批判造成死亡的社会环境，其批判指向是明确和显性的。可见，《活着》的死亡叙事是为了突出主人公活下来的坚毅，《兄弟》的死亡叙事是突现死者的悲惨和社会的孽源，实现从国民性批判到社会性批判的效果。
《兄弟》死亡叙事的第一个对象刘山峰——李兰的前夫、李光头的生父，就是由于厕所窥阴而送了命。刘山峰之死构成了整个故事情节的必要前提。十四年后，他儿子又重新上演了相同的丑剧，所幸是没有送命。作品用回溯的方法告诉人们，刘镇社会十多年来停滞不前，刘镇群众一如既往地麻木不仁，对厕所窥阴之类新闻的兴趣有增无减，厕所窥阴竟成了刘镇社会一道奇特的风景。
死亡叙事的第二个对象宋凡平，他惨死于“文革”初期众打手(红卫兵)的木棍之下，其死因仅仅是他出生于地主家庭。对于宋凡平的惨死过程，作者也是采用了聚散手法，集中而充分地摄取了宋凡平两次惨不忍睹的被打经过。第一次只因教儿子认识“地主宋凡平”这五个字而获不赦之罪，被一群中学生暴打。第二次是宋凡平为去上海接回治病的妻子而逃出那座关押他们这些“五类分子”的监狱般仓库而被追来的六个红卫兵围打致死的一大段聚焦式描写，血淋淋地再现了那个“史无前例”的疯狂岁月。
无独有偶，作品中还有一处悲惨的死亡叙事，就是对孙伟一家暴死和罹难的描写。孙伟的父亲与宋凡平如出一辙，由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却因被查出资本家的身份而成为被严惩重罚的对象，株连儿子孙伟被几个强壮的红袖章用剪刀和推子绞断颈部的动脉，一个鲜活的生命眼睁睁地被绞杀了。最后孙伟的父亲在子亡妻疯的悲痛中，坚定了自杀决心，他用一块砖头将一根大铁钉三下子砸进了自己的脑袋。在作家强光般聚焦笔法之下，全家三口惨遭横祸，鲜血淋漓，暴尸、裸体于大庭广众的街头巷尾。屠手的凶残、死者的惨烈、疯者的狂癫合汇成一道社会生活奇观。
作品将宋凡平与孙伟父子之死联在一起书写，绝不是渲染死亡恐怖，而是要充分证明“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作者所展示的这些镜头，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人们来说，不啻是又一个中国的“天方夜谭”。这种死亡叙事，在展示死亡悲剧中，无情揭露了死亡制造者的狰狞面目，有力控诉了死亡制造者的丧尽天良，深刻批判了特殊年代人类社会制造的灭绝人性的罪孽行径。
在作品的死亡叙事中，还有另一类死亡景象，就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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