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民性批判到社会性批判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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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止。在这里余华是借李光头的恣意妄为对“金钱万能”的社会进行了强劲的批判。 有人曾就李光头之恶批评作品低俗,“不值一提”、“懒得去看”。毋庸讳言,作品中的某些细节确实值得商榷,但总体上看,其主体故事情节是有生活基础的。社会上大行其道的“潜规则”和种种污秽现象,就是李光头组织“处美人大赛”的现实源泉,一股股污泥浊水充斥着当下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 与李光头形成鲜明对比的宋刚,善良勤劳却不为社会所容而遭淘汰。作品对宋刚的描写运用了一种温情脉脉而又潜藏微辞的手法。作品正面描写他外俊内秀、气度不俗,是其父宋凡平优良品质的继承人。但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他与李光头却背向而行,接连遭遇下岗失业、求职无门、苦力搬运、全能“首席代理”而身染疾患的打击,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之下做了大骗子周游的棋子走卒,在妻子与弟弟共同背叛的打击面前,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卧轨自杀的轻生之路。宋刚留下太多太重的遗憾。他缺少弟弟李光头敢想敢干敢作为的闯劲和锐气,在时事和命运的双重打击下完全迷失路向。他想独善其身,却在客观上造了恶,舍下林红一人独撑门庭,酿成他与林红、李光头三人共同的人生悲剧。作者写出了这个人物的两面性,表面看去他是一个爱的使者、善的化身、美的代表,但深层里他却是一个生活的弱者和命运的随从,以至于被市场经济的时代列车碾得粉碎。 根据作者惯有的审美观点,李光头不可能是余华的“朋友”,只能是他又恨又爱、得心应手的一个人物道具。宋刚也不可能成为他的“朋友”。余华曾说过,“对我来说,福贵和许三观是我的两个朋友……福贵……他是我见到的这个世界上对生命最尊重的一个人…--许三观是我另外一个亲密的朋友,他是一个时时想出来与命运作对的一个人,却总是以失败告终,但他却从来不知道失败……”尽管这是在《兄弟》之前的评说,但即使今天,余华也不会赞同任何轻视生命的举动,哪怕宋刚已陷于绝境,也要活着。宋刚是余华作品中一支击中社会软肋的匕首,让世人看到了今日社会也有狰狞的面孔、也有嗜人的血口。揭示现实社会的残酷性一面,也是宋刚这一形象所深蕴的含义。比较而言,李光头是直接地暴露社会之恶,而宋刚则是直接地粉碎社会之美,他们异曲同工,共同履行了批判的特殊职能,完成了作者从苦难叙事到批判叙事的创作转向。 《兄弟》不仅在篇幅上成为余华作品之最,在意蕴上也是较为丰厚的一部,具有巴赫金的“复调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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