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论19世纪前西方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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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论证。如鄂多立克在惊叹于中国人口之众后，提到：“那些沦为贫乏穷困者受到很好的照顾，给以必要的供应。”
2，6世纪的新认识
蒙元时代所形成的繁荣印象并没有被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中西交通阻隔所中断，15世纪末哥伦布的远航就是在马可波罗游记的激励下进行的。同样，有关中国人口繁多、富足安定的认知在16世纪依然延续，但该世纪来自西方的拜访者却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一方面，这个国家的人口并不都是富足的，西方的旅游者开始关注到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伯来拉发现，“这个国家靠海的地方人烟稠密。因此你每走一里就会看见一些城镇和客栈，丰足地供应各种物品。致使他们平安地在城镇生活。但住在外面的却很穷，到处人太多。”克路士也注意到小船上的穷人，“他们在船上养小猪小鸡，还有小的可怜的园子，他们就在那里过穷日子和栖身。”不过，出于对中国的敬仰，他最后还不忘提醒道，“这些穷人在衣着方面不像葡萄牙穷人那样破破烂烂。”
另外，人多并不意味着士兵素质高，也不意味着侵略性强。“中国人既不勇敢又不机智，他们天生毫不好战；如果他们自立，那是靠人多、城池和城镇坚固，及军器充足。”
而中国之所以能养活如此众多的人口，除了资源丰富以及和平安宁外，一些游者还有了新的理解。“因国家人烟稠密，百姓众多……所以人人都劳动谋生，努力得到好吃的食物，去维持他们巨大耗费”；“在中国，一切下种后能收获的土地都开耕了……这个国家不丢弃任何不管怎样破旧的东西”。“土地出产极富庶……原因在于中国的主要食物是大米，在全国产量极丰，有很多一年两收或三收的大稻田”。中国人的勤劳、俭朴以及稻米产量高，这些因素在早期西方游者看来既是中国人口多的原因，也可以是其结果。
3，耶稣会士主导下的人口认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十七八世纪是耶稣会士主导中国认知的时期。耶稣会由西班牙教士罗耀拉创立，其组织与训练甚为严格，需“誓言甘受贫困，严守贞洁，谨从教规”，且“耶稣会士独重学问，诸如天文、历法、地理、数学，以及伦理、哲学、方技、制造等类，无不力求贯彻”。正因为耶稣会士的不畏艰辛、学术精深，致使其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从无到有，日渐繁盛，并通过信件、报告、出版书籍等方式很快占据了西方对中国的主要认知渠道。
最早提倡首重中国传教事业的耶稣会士，为沙勿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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