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论19世纪前西方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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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波助澜，一直延续到18世纪中期。重商主义是同国家权力的扩张联系在一起的，在其思想体系中，人口具有作为赋税的缴纳者和军事力量的承担者的双重意义。人口越多，国家的财富就愈多，兵力也愈充分，得以共同维持一个繁荣强盛的伟大国家。所以，沃本才会有“以臣民的数量来衡量国王的伟大”的论断。而十七八世纪的人口过少问题也在实际生活中支撑着重商主义的人口扩张愿望。
18世纪中期，重商主义同君主专制制度一同衰落。同时，在法国兴起的重农主义学派同样关注于当时的人口缩减问题。但是，它认为并非人口，而是农业收入才是国富和国强的源泉。收入提高，则人口增加，人口数量应该与生活资料保持一种平衡。但人的繁殖具有超过生活资料的倾向。这样所产生的过多人口造成的是大量的贫困人群，而巨大的军队则会带来国民的疲惫不堪。重农主义有关人口的“均衡”与“增殖”思想在英国古典学派那里也有类似的表述，马尔萨斯则对这些思想进行科学的理论总结。
可见，西方人口思想经历了从要求控制人口到希望人口增加再到控制人口的变化。与之相对应的，是西方对中国人口的认知发生了从肯定向否定的变迁。对人口增加的愿望贯穿于公元前后到18世纪中期，无论是蒙元时期、地理大发现时代，还是后来的耶稣会主导中国认知时期，许多西方游者在游历中国时，大多惊叹于中国的户口繁盛，并不由自主地将之同繁荣等同。18世纪中期，西方对中国人口的认知发生明显的转折。虽然尚不乏学者对中国的人口状况持赞赏态度，但人烟稠密不再频繁地与商业繁荣、兵力强盛、和平安宁联系在一起，有关贫困、溺婴、停滞、专制等内容时时出现在对人口的论述中。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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