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论19世纪前西方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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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极多，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安全保证的，至少看上去有安全感。“因此，中国人总是非常忽视军事训练，他们的常备军不过是些最差的国民军”。魁奈也曾谈论过中国的海军，认为其水手虽多，但航海技术远不如欧洲国家。
(4)人口与中国的停滞
西方游者在初次接触中国时，总会对中国庞大拥挤的人口感到惊奇。于是在其游记或书信中，他们总会不耐其烦地对这一现象进行或多或少的描述。从13到18世纪，众多游记作品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讲到了中国的富庶与人烟稠密。亚当·斯密无疑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从这贯穿了500年的描述中注意到这样的情形，“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态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克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于是，他得出结论，“许久以来，它(中国)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
有关中国停滞的观点并不是亚当·斯密的专利。在18世纪，许多学者都从各个方面对之进行了论述。比如，对中国颇有好感的伏尔泰认为，在科学方面，中国人还停留在欧洲200年前的水平上。而赫尔德则强调孔子思想的限制作用，认为它是一副枷锁，在这幅枷锁的束缚之下，“中国人以及世界上受孔子思想教育的其他民族仿佛一直停留在幼儿期”。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讨论贯穿整个18世纪，而其中有对之持肯定赞赏态度的，也有对之持否定鄙夷态度的，还有持中客观分析者。但总体来看，否定分析占据上风，人口众多成为中国经济贫困、政治腐败、军事衰弱、社会停滞的促因。狄德罗更是对人口过多深恶痛绝，他总结说：“过多的人口是各种社会罪恶和政治罪恶之源。人口过多是解释中国人偏好农业、饥荒频繁、叛乱不断、有溺婴习俗、科学和艺术不能进步、普遍腐败的普适原因。”
三、西方人口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人口认知
西方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评价，在19世纪前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的变迁。这一方面源于西方对中国认识的深入，另一方面则同西方自身人口思想的发展相关。因为中国是西方遥远的“他者”，它被观看、被描述，是“我们(西方)的愿望和表象”的投射。
西方的人口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先哲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共同认为人口应该保持稳定和具有适度规模。之后，“直到重商主义时代以前，大多数理论和政策，都趋向于表达一种希望人口众多的愿望”。而这种愿望由于重商主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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