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论19世纪前西方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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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为2亿上下。
二、18世纪的分歧
耶稣会士在主导西方对中国认知方面的影响一直延续到18世纪。因为“除了传教士的报告以外，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可资依据的东西”。其对中国的积极宣传也在欧洲产生了颇为明显的效果。人们乐于谈论中国，使用中国的器物，采用中国的审美情趣，“中国热”一度风行。但是，启蒙时代所强调的批判精神使一些学者不再满足于复述耶稣会士对中国几近乌托邦的描绘。于是，他们或者尽力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有关中国的知识。或者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展开新的解读。这就决定了18世纪在看待中国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此类分歧尤其可以从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讨论上反映出来。
1，有关中国人口众多原因的讨论
早期西方游者在谈及中国人口繁多时仅限于描述，还未有意识地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分析。耶稣会士最早有这方面的意识，但他们论及最多的解释就是中国人的勤劳与俭朴，而这又很难说清楚其是人口繁多的原因还是结果。直到18世纪，诸多西方学者加入其中的讨论，才使这一问题的解释变得丰富起来。
(1)弃婴引发早婚
耶稣会士对中国溺婴习俗的鞭挞无疑使西方学者印象深刻。孟德斯鸠、狄德罗、魁奈等诸多思想家都将之纳入自己的分析视野。大卫·休谟也在他所发表的论文《论古代国家的人口稠密》中，用溺婴习俗来解释中国人口繁多的原因。他论证道：“中国是当今之世弃婴之风盛行的唯一国家，却是我们所知道的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不满二十岁就结婚，要不是他们有一种十分轻易摆脱孩子的办法，早婚之风就根本不可能那么普遍。”亚当·斯密同样认为：“结婚，在中国是受到了奖励的，但这并不是由于生儿育女有出息，而是由于有杀害儿童的自由，在各大都市，每夜总有若干婴孩被委弃街头巷尾，或者像小狗一样投在水里。”
马尔萨斯也认为中国有早婚习俗，因为中国鼓励婚姻，这一方面是为了庙堂里的祭祀，另一方面则出于繁衍种族的考虑。不过，在认为中国的弃婴合法化大大加快了人口增加的同时。他更相信弃婴习惯有助于抑制早婚所引起的人口过剩。
(2)环境决定生育力
孟德斯鸠是环境决定论者，这一思想也被他用于分析中国的人口问题。他无疑认为中国的气候环境同妇女的生育能力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中国的气候异样地适宜于人口繁殖。那里的妇女生育力之强是世界上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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