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论19世纪前西方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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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其在日本传教时，就认识到“谈论中国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是“极大的国家，和平，完全没有战争”，其“大城市中住着许多人……是极为富裕的国家”。沙勿略虽从未到达中国大陆，但有关中国人口多、富裕和平的印象却影响了早期到华的耶稣会士。如“既百计以求开教中国”的利玛窦，在其看来，中国“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中国人“最勤奋”，“习惯于生活节俭”，而且“在这个王国的境内有丰富的出产，无需由外国进口”，“他们的皇上和人民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可见，利玛窦同样将中国人口众多归因于富裕和平，以及中国人的勤奋简朴。
除了对勤劳节俭的极力强调外，早期耶稣会士也看到了人口众多所引起的一些消极影响，即贫困以及由之带来的溺婴习俗。他们不仅承认“中国不如欧洲富，也没有多少人称得上是富翁，欧洲的穷人没有中国的那么多，那么穷”(显然已经没有了克路士所展现出的谦逊)。而且教士们还进一步发现“中国有一种更为严重得多的罪恶是某些省份溺毙女婴的做法”，利玛窦认为，溺婴习俗的产生更主要在于中国人相信灵魂转生或者轮回。由于溺婴是天主教所极力反对的罪恶，因此教士们一开始就对这一行为进行了强烈的鞭挞。 中国论文联盟*编辑。
随着在中国传教活动的深入，耶稣会士对中国现状的认识日益深刻。他们越来越少地像利玛窦那样将人口众多与富裕和平联系起来，而更多地强调它所带来的民众的赤贫与其他可怕结果(如溺婴、饥馑、抢劫等)。马若瑟神父1700年在分析中国的人口状况后，认为“这个举世最富庶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各国中最贫穷可悲的国家”。因为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就是“整天用双手翻地，晚上若能就着淡而无味的清水汤吃一小碗饭便是幸事”。更令他惊异的是，中国表面上的和平实际上是基于这样的悲惨情形，“在此地并不鲜见的饥荒年代，数以百万计的生灵眼看自己活活饿死却不揭竿而起”。耶稣会士帕拉宁(Pareunin)也发现一件令之“难以置信”的事，即中国如此经常地发生饥 馑，以至于灾荒一次又一次地减少中国庞大的人口。这才使中国得以和平度日。
耶稣会士的学术精神进一步体现在他们对中国人口数目的估算上。利玛窦、金尼阁、卫匡国、曾德昭、李明、杜赫德等人都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他们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官方统计，即根据应缴纳皇税的成年人数目推算。李明认为当时的北京人口是200万；而金尼阁等人则把中国的总人口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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