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发秩序与意图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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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发秩序”条件下的“自然失业率”。也就是说菲利普斯曲线只在短期存在，而在长期内不存在。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则比货币主义更进一步，认为由于“意图伦理”下的“理性预期”的存在，通货膨胀发生后劳资双方“自然”会在工资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变化间做出有效的调节，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发生后的实际工资并未降低，资方也不会盲目增加雇佣劳动量，失业率也不会就此下降，从而被充分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对就业的实际量就无法产生影响，这也就意味着菲利普斯曲线甚至在短期内也是不存在的。由此，新自由主义提出他们基于“意图伦理”的货币主张：最明智的货币政策就是公开宣布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长期坚持实行，使得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不会伴随失业率与生产率的恶性变动，从根本上摆脱政府对市场秩序的规训与控制。只要保证货币供应的稳定增长，投资者就能提供资金、扩大规模，消费者也就能买到生产出来的商品。这也就正是哈耶克所一再强调的“无需政治权威，甚至常常反对政治权威的愿望”[7]的自由主义理念的结果。
新自由主义以其“意图伦理”与凯恩斯主义“规训伦理”的对峙和论争，阐发了对货币经济及政策的基本理念和理论意图。伴随新自由主义对“自由选择”的鼓吹，资本的强力取得了“永久性胜利”。即使他们为自己编造了如此的自由誓言和愿景，也不能改变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更不能摆脱他们所极力排斥的国家体制。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的“意图伦理”并不是不要国家干预，而是不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他们的主张也要通过国家来实现，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化本身就是一种干预。这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充分体现于美国及西方各国，并扩展至全世界。正如左翼学者埃伦·伍德在《资本的帝国》一书中指出的：“资本确乎需要国家强制的支持，同时国家权力本身也受到资本的蚕食。”[8]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化和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化暴露了其“自发秩序”与“意图伦理”为基础的货币学说的悖论，并为金融—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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