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音乐专科目录的近代雏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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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音乐学学科，逐步由“会通”之学向“专门”之学的转变之势。这种专门之学的变迁和定型，一方面承接了中国古代各种“乐书”、“乐志”和“律志”的传统音乐史学资源，在“通人之学”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传统音乐史学的文献分类方法，对其整理、分类、注释和题解。在此方面，当以袁同礼、吕骥等人的做法为代表。另一方面，上述学者的音乐专科目录，又广泛吸纳西方近代学科学理及其治学方法，学者们有意识地围绕“音乐”一科，摄取、整理和推介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使其逐步向西方现代的音乐学学科靠拢。所以，从晚清的“音乐”专科目录学一科的研究开始，发展到到民国时期多种《中国音乐史》专著的问世，逐步开启了中国现代意义的“音乐学”学科。
这种“通”中之“变”的近代音乐学术转型态势，在当代音乐学者们的一些论著中已有深刻的认识和讨论。如冯文慈先生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两个传统并存与古今衔接问题》B13一文，虽然是讨论中国音乐史教学问题的，但文中所关注到的中国近代音乐与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的密切关系问题，却有着深刻的学术洞见。冯先生的观点，对于我们研究中国近代音乐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所以，我们研究中国近代音乐史，必须贯通古今，同时还应该通西学。我们既要看到当时近代中国音乐的“变”，又要看到贯穿其中的“通”。
音乐专科目录，在当代中国音乐学界仍广泛运用，它是广大音乐学者治学的基本功之一。目前已有稳定的音乐文献学方向的学术研究队伍，他们成果累累，业已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研究方向。但是，“‘新’并未割断其与‘旧’的多层次联系，‘新’的战胜‘旧’，竟然靠的是‘旧’的功用，这中间的诡论意味极为深长。”B14饮水思源，厘清近代学者们在此学科领域的基本成果，彰显他们对本学科发展的开山贡献，其历史价值和学术意义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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