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眼中的中国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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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哲学或者只研究哲学而不搞政治的庸才统统靠边站，否则国家是永无宁日的，人类是永无宁日的。”［4］（P118）柏拉图这样的话语中可以蕴涵着道德和正义的内涵，但其主要所指，显然是他自鸣得意地对理念的热诚和用概念演绎以证实的能力，是一种抽象的能力，而不是身履道德、持守正义的定力。
三
虽然莱布尼兹和沃尔夫对中国哲学的推崇有着超出理论自身之外的社会历史的原因，但恰恰是从他们的视角中，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哲学相比于西方哲学的独到之处。这种独到之处就在于，中国哲学在如何认识理性和感性以及它们在道德培养方面的作用上持有与西方哲学迥异的立场。
古往今来，我们都不能不问到下面这些命题：人类这个动物种群，或者这个由原本即是动物的种群所组成的社会，究竟是有目的的还是无目的的？如果有目的，这个目的是上帝设定的还是人类自我设定的？如果是人类自我设定的，人类为什么要设定这样的目的？设定这样的目的究竟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东西方社会究竟有没有共同的目标？如果有，那么东方人和西方人都各自为这个目标作出了什么样的奉献？
无论是基督教设定人为原罪，还是中国传统儒家认定人类有与生俱来的优秀品德，都旨在为人类寻求更加美好的前景，都在为人类自身谋求真正的幸福。离开了人类的幸福，人类的一切努力，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也不论是耶稣基督或者康德、黑格尔、孔子还是释迦牟尼或者穆罕默德和老子，都将是没有意义的。人类的目的并不在于人之外，不必非要经过理性思辨或者实证科学的验证，没有人不知道人是感性的生存者，他以感性的方式接触外界并产生对于外界的认知和评价，尽管这些认知和评价需要进一步加深为理性，从而牢牢地把持住，并传递下去。但是理性不是人类的生存目的和生存价值本身，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理性的意义正在于它可以被用来调节感性，限制对于感性在根本的意义上既是难于实现的，同时也不是人本身内在的本有之目的。理性对于感性的限制正是为了使感性能够更加顺畅的实现。对于人类中任何一个个体的感性的限制，乃是为了不使其个体的感性要求妨碍或者毁坏其他社会成员感性目标的实现，而不是为了使全体社会成员的感性都不能顺畅地得以实现。理性只在这样的意义上才有意义，才有正面的价值。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哲学有着黑格尔的思辨模式或者西方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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