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眼中的中国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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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
论文联盟*编辑。智慧可以为人类指明方向，人类可以通过智慧而选择更加美好的生活。但这只是愿望，人类社会中的所有成员，并不都按照这样的路数来行事。德是体，智是用。“用者用其体，而即以此体为用也。”其实这也只是一端而已。胡五峰说：“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进修君子宜深别焉。”［5］（P329）智慧发生作用，还有顺人欲而行的另一路向，没有成德愿望，不考虑他人和全社会利益的自私自利者们，往往也会使用智慧来满足自己无限的贪欲，从而败坏知识的声誉、智慧的声誉，扰乱人心，构成道德进步的阻力。而且知识水平越高，思想能力越强，如果缺乏对道德的自我约束，对社会和民众造成的危害就越大。同时，有成德愿望，又有内在的道德觉悟，不即意味就能成就道德。成就道德或者促成道德的进步，还要具备道德进步的能力。这个能力需要培养，需要锤炼。这就是道德的功夫。有认识道德与否的能力，不即表明就有成就道德的能力。中国哲学有关道德功夫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哲学中是很难见到的。不要说宋明理学的“静默以观未发时气象”、“存天理去人欲”、“察识涵养”、“主一持敬”之类，就是孟子的“养气”、“知言”、“求放心”这些早期的修养功夫，西方人并不了解，也很难理解，更不要说实践这些功夫了。这也是中国哲学为有成德愿望的善士提供的有效成功途径。不做功夫，就培养不出真正成就道德的能力，就算能够识别善恶，面对善的彼岸，也只能望洋兴叹，而无法真正达到善。这一点是西方哲学家多半没有注意到的。他们过于相信理性或者思辨的作用，而忽视了道德实践的真实功夫，所以到了最后，连康德这样的道德哲学的大师都不得不唉声叹气地说：“人为什么是善的，这是理性所不能回答的问题。”其实问题还不止于此，“人怎样才能成为善的”，同样是理性的力量所不能单独解决的。西方人甚至现代的中国人，往往会把鹅湖之会上朱熹和陆象山的分歧简单地看成为学的方式和方法的问题，实际上这是双方在争论修养功夫的不同路数及其有效性的问题。“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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