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周易》精神对中国哲学和艺术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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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问，不同民族的哲人思考终极问题的方法则大相径庭。西方各民族的哲学自古希腊出就呈现出遵逻辑、重推演。思辨缜密的特点，有严谨的哲学体系。而东方的中国哲学，或重现象而轻规律，或以直观臆断代替逻辑推演，且见于零散的言语中而长时间没有成为体系。诺斯罗普认为，概念的主要类型有两种，一种是用直觉得到的，一种是用假设得到的：“用直觉得到的概念，是这样一种概念，它表示某种直接领悟的东西，它的全部意义是某种直接领悟的东西给予的。……用直觉得到的概念又有三种可能的类型：已区分的审美连续体的概念。不定的或未区分的审美连续体的概念。区分的概念。”照他说，“儒家学说可以定义为一种心灵状态，在其中，不定的直觉到的多方面的概念移人思想背景了，而具体区分其相对的、人道的、短暂的‘来来往往’则构成了哲学内容”。但是在道家学说中，“则是不定的或未区分的审美连续体的概念构成了哲学内容。”(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就冯友兰分析，中国人的这种哲学思维是与中华民族的地理背景及经济背景密切相关的。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华民族以农业为生。农所要对付的，例如田地和庄稼，一切都是直接领悟的，这就造成了中国哲学重在从直觉领悟出发。另外，象形文字以及中文语言，都对中国人思维方式造成了重“直观、意象”的影响。较之拉丁语系诸语种，中文(尤其是先秦的文言文)无疑是一种微言大义、一言多意、拥有无穷“可能性”的语言。有学者指出，现代西方哲学已开始反思其自苏格拉底时形成的“以逻辑证哲学”的方法，认为以语言为代表的逻辑系统并不具备论述哲学的能力，而中国哲人早有“道可道非常道”“第一义不可说”的观点。胡塞尔们自成表意充满“可能性”的新概念而用括号“悬置”前人逻辑清晰的概念——而中国哲人早就在使用充满“可能性”的语言探讨哲学问题了。可以说，中文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极大。
象形文字的特殊性也成为书法艺术得以发挥的源头。《易传》提出“立象以尽意”、&ldquo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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