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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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复杂的总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从文化的形态来看,我们往往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种。也就是说,文化不仅是包括泰勒所指的观念层面的东西,也包括制度设计等方面。
对制度的研究缘于以下三个假设:(1)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亚里士多德)。即人要过一种群居的生活,因此人与人之间必须进行交往。(2)人是自利的。即人在与别人交往的过程中都是在为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着想,这也是古典经济学的经典假设。(3)有限理性,即人的行为并不是象古典经济学家所假设的那样,是完全理性的;人类在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的时候,并不能做到完全理性,即他们不能完全掌握所需要的信息,也不能使自己的行为结果完全内部化,包括其行为的成本和收益,这样就产生了外部性和交易成本的存在,也就是说所谓的“科斯定理”所假定的“零交易成本”的情况并不存在。由于人的行为的成本或收益不能由他自己完全承担,就会导致了“搭便车”行为和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问题,而有时则是负外部性的存在,如,我们常见的污染问题和公共场地的过度使用问题,无论是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都会由于人的行为的成本或收益不能充分的内部化而导致了行为的扭曲,如果是正的,则物品供给不足;而如果是负的,即对别人有害的行为,则人们会行为过当。面对这种现象,新制度经济学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诺思教授指出“制度是重要的”,“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2]。
三、“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的影响
尽管学术界对“五四”的定性各有不同,“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形成了‘思想启蒙’、‘文艺复兴’和‘反传统’三种基本的模式,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五四的复杂面相。”[3]对各种观点各人也有不同的看法,就“反传统”来说,北京大学的严家炎教授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全盘反传统”,他认为这在以下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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