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哲学作为元哲学何以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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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后”和“元”不是发生学的考察，而是一种功能性的规定。这种逻辑意义或功能性的规定至少包含两重含义：一是超越，二是反思(包括批判)。前者相当于英文中的“transcendenee”、“going beyond”，主要指称前提、条件和根据；后者相当于英文中的“contemplation”和德文中的“nachdenken”，主要指反身自认。
西方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业已表明或证成了这种超越和反思的基本理路。因为在从西方古代哲学到中世纪哲学关于“一般与个别”的争论中，按照阿奎那的定论，“一般”只有三种存在形式：作为上帝创造世界的理念，它存在于事物之先；作为事物的形式，它存在于事物之中；作为事物的概念，它存在于事物之后。也就是说，在结构与发生学意义上的“一般”考察已走到了尽头。而对“被证明了的真的信念”的不懈追求，导致人们必须思考：作为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和有效性品格的“一般知识”从何而来?即认识如何发生?在思考探究这一问题时，西方近代的哲人们大多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康德式问题，即“某某何以可能”的追问与求解路向。譬如，西方近代哲学中的“实体”概念、康德的“物自体”概念以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范式，都是一种基于“何以可能”(对条件、限度、前提等的发问)的逻辑设定。实际上，这就是哲学式的“元理论”追问与求解方式：对前提、根据、限度、条件的自我认识。
沿循上述理论，我们必然陷入“元元哲学”的“恶无限”困境。而问题在于“元哲学”自身的特殊 性。我们知道，前提预设是无限的，但其层次不然。如果预设的层次达到了循环，那就意味着已经进入了最高层次，即循环的出现或者最高层次的呈现是以预设已经“适用于说明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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