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体系的结尾我又一次不得不承认它和我以前的全部努力都是不恰当的。”［1］（Ｐ13）
　　到柏林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期末，青年马克思对“理想主义”世界观的真理性产生了疑虑。“到学期终了，我又转向缪司的舞蹈和萨蒂尔的音乐。在我寄给你们的最后一册笔记中，理想主义渗透了那勉强写出来的幽默小说《斯克尔皮昂和费利克斯》，还渗透了那不成功的幻想剧本（《乌兰内姆》），直到最后完全变了样，变成一种大部分没有鼓舞人心的对象、没有令人振奋的奔放思路的纯粹艺术形式。”［1］（Ｐ14）青年马克思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与康德－费希特哲学之间的距离已经产生：“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中飞翔，对未知的世界在黑暗中探索；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1］（Ｐ651－652）
　　青年马克思不仅开始无情地批判自己发展先验论原则的尝试，而且也开始无情地批判所有这些原则本身。他已经明白，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的对立是康德－费希特唯心主义本质上所固有的，这是科学研究道路上的“严重障碍”，必须予以抛弃。
　　这次法学体系建构的后果是直接导致了青年马克思“理想主义”世界观的坍塌：“帷幕降下来了，我最神圣的东西已经毁了，必须把新的神安置进去。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提，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并从其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如果说神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尘世的中心。”［1］（Ｐ14－15）
　　
　　三
　　青年马克思对于现实的关怀，使他无法满足于康德主义的先验原理，他急于寻找一个直接通向现实的思想道路。他在对“理想主义”感到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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