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理性与差异政治:启蒙精神的当代阐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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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都让康德既继承了“启蒙精神”,同时也反思“启蒙理性”的不足,进而成为“在启蒙内部反启蒙”的思想家。 我们知道,启蒙运动乃是以张扬理性的普遍性和寻求认识上的真理性为根本标志的。按照萨莱诺(R.A.Salerno)的概括,“启蒙思想”一般包括以下几个要素,“1.相信世界根本上是理眭的,世界能够通过经验科学与理性被理解;2.设定自然是可知的,且人类的经验和思想是通往真理的唯一道路;3.坚信宗教对于揭示自然世界而言无所作为;4.相信知识在于改善人类的生活,无知是人类痛苦和不道德产生的原因;5.期望既从认识论上又从道德统一性上整合和统治世界;6.认为有一个普遍的和可被发现的真理存在,并且此真理的唯一性是人类永恒发展的关键”。不过萨莱诺自己也承认,上述概括并不能适用于所有思想家,在我们看来,上述的五个要素未能体现启蒙思想的另外一个向度,即以康德为代表的关注理性的批判、理性的公共运用和彰显个体自主性(Individual autonomy)的一面。 如果说在以孔多塞(Jean Condorcet)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那里,寻求超越民族、跨越历史、拥有共同语言的“世界主义共同体”是主导目标的话,那么在康德那里,冷静地承认理性的限度,从而主张精神的自主性为特质的人类生活,“世界公民身份”的形成必须以个体和民族权利的充分保障为前提,“既然大地上各个民族之间(或广或狭)的紧密性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在地球上的一个地方侵犯权利就会在所有的地方都被感受到;所有世界公民权利的观念就不是什么幻想的或夸诞的权利表现方式,而是为公开的一般人类权利、并且也是为永久和平而对国家权利与国际权利的不成文法典所作的一项必要的补充。惟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可以自诩为在不断趋近于永久和平”。 于是,存在着理解启蒙思想的两条路径,一方面,以寻求普遍理性和绝对真理为依归的启蒙指向,以此为根基,期望建构一个“同质性”的社会和道德联合体;另一方面,则是承认理性的限度,凸现其中个体自主性的向度,捍卫良知自由和宽容理念,从而解构普遍理性而提升&ld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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